口述史如何为女性主义带来帮助

　　口述史一直怀有帮助平凡人、弱者表达、记录的自觉，让失语者发声，是“口述”这一学术方法携带的自在价值。对于活跃分子的女性口述史作为“链条”使女性主义和行动挂钩。

　　2016年6月23日，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生命史与生命写作研究中心主任玛格丽塔乔丽（Margaretta Jolly）在首都师范大学进行了一场以“口述史和女性主义”（Oral History and Feminism）为主题的讲座。乔丽长期以来致力于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及女性解放、文化研究、生命史写作等，其著作《相爱相争：书信中的现代女性主义》（In Love and Struggle: Letters and Contemporary Feminism）、《见证者：生活叙事与人权》（We Shall Bear Witness: Life Narratives and Human Rights）等在国内外历史研究界广受好评。乔丽目前致力于中国女性图书馆项目，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项目，扩大女性主义的公众影响力，带来丰富多元的行动能量。

　　产生“口述史”概念的二十世纪无论认同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还是阿瑞吉的“长二十世纪”，都充满了各种规模的关键“事件”，不仅为传统的大历史书写提供框架和标记，也为口述史提供资源。二十一世纪以来，话题领域、档案资料的逐渐开放，数码时代信息记录、分享方式的革新，以及“后历史时代”意识之下“抢救历史”的紧迫感为口述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媒体、网络、出版等多方面的积极关注，使得口述史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形成热潮；尤其是近来崔永元等公众人物的推动参与，更使口述史从专业领域逐渐进入了社会生活。

　　如何定义口述史？乔丽分别提供了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HA）和英国口述历史学会（OHS）的版本作为参考。美国的定义力求中立客观：“收集、保存、阐释社群、族群和过往事件参与者的声音与记忆的方法，以及相关研究领域。”英国的则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口述史是人们的记忆的记录，是每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的活历史。”口述史当然是一种访谈方法，但同时或许也是一种基于深访的研究视角、一场关于记忆的争夺战、甚至某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在英国，口述史总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性少数等紧密相连。

　　越来越多的内涵不断加入，阐明口述史“是什么”诚然困难，但至少必须明了它“不是什么”，以防止过热的口述史膨胀出应有的边界。口述史不是诊断和治疗的万金油（虽然他人的倾听常给处于弱势的受访者带来安慰，但是访谈结束、访谈者离开，能带来的改变实在有限，因此既要警惕访谈行为对受访人生活的打扰，又要避免做出能力范围之外的许诺），不是专业的社工评估，不是以寻求爆点为首要目的的媒体采访，更不是言之凿凿的证词口述和真实之间永远隔着层层的错位、混淆、缺失、误解、演绎，隔着权力在时间和空间的场域内复杂的运作但处理记忆的真实、观念的真实，这正是口述史独特的价值所在。

　　女性主义口述史涉及的另一个概念是女性主义（feminism）。乔丽援引中华女子学院妇女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李慧波教授的论述称，在中国，将“feminism”翻译作“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意味着政治立场上很大的差别。前者往往意味着更激进的态度，更强的身份标签意识，要求女性的平等政治权力；而后者则相对和缓，并对“性别”这一概念本身有更多反思。“女性主义”同时也指学术研究中包容多元、关注少数、尊重个体、并对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敏感的一种态度视角。

　　很大程度上，口述史采取的正是这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恰如大连大学李小江教授所说，妇女史和口述史是天然的盟友。它们都相信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都乐于倾听普通人的声音，通过对“被感知的真实”和个人视角的推崇来为个体赋权，并有意识地通过揭示历史的不同层次来与之抗衡。口述史工作也可以为女性主义带来帮助，例如关于女性婚姻感受的口述史可以使传统性别结构下婚姻中的种种不快、不公乃至痛苦不再作为“个别现象”被忽略，从而破除“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婚姻童话，让问题显露，获得讨论。而对劳工或农村女性的口述史访谈则可以帮助文化程度较低，不能使用“文字”这一现代武器自我赋权的女性获得一定发声的机会。

　　根据温州大学杨祥银教授的梳理，以美国为例，当代女性口述史自二十世纪中叶起经历了四个阶段。从1948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口述历史研究处”标志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直到六十年代后期OHA成立，大量女性的声音被采集。但这一时期男性是权威主导，在访谈中扮演绝对的领导者，可以决定对口述材料采信与否。1970年代初，经过1960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洗礼，“女性主义历史研究计划”、“爱达荷州农村女性口述历史计划”等基层计划催生了一系列女性口述史项目。1970年代女性口述历史主要处于发现被忽略的女性经历的“挖掘过程”，自觉的女性研究者赋予女性口述史独特视角，以及“改写历史”的使命感。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访谈从著名白人女性向普通女性、有色人种女性拓展，学术理论的发展亦带来反思：“妇女”到底是单一的范畴，还是一个具有极大差异的范畴？它是先于历史存在的，还是历史化的产物？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微观的女性、离散的女性、LGBT群体得到了关注。在男女这一传统二元对立中，当女性身份受到质询，男性亦相应获得审视。九十年代至今，数码革命带来生活的重大变革，开放的媒介平台使声音的民主成为可能，口述史在规模空前扩张，形式日趋多样的同时，“我访你谈”的传统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倾听”与“拯救”之外，主动的“表达”和“彰显”开始出现。

　　一般来说，口述史研究中存在两种主要取向：以口述作为可靠证据考掘信史；或者将其作为思想实践，更侧重口述史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乔丽显然属于后者。目前，乔丽致力于苏塞克斯大学和中华女子学院合作的中国女性图书馆项目。该图书馆致力于收集、保留、传承和展示中国妇女研究的成果，尤其侧重于口述史的研究。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包括女性革命者、职业女性、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的女性活动家、家暴受害人等人群。前期成果已整理为《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丛书共10卷，可以在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等处借阅。最近的另一个国际项目是关于“个人主义、伦理及集体运动”的口述历史，对60位具有妇女运动精神和女性主义思想的人物进行访谈。其中包括在宗教话语内部力求消除歧视的“女性争取神职授任”运动活动家尤纳克罗尔、开启工人阶级女性新的时间政治的记者贝娅特丽克丝坎贝尔、关注女权主义运动在与政府的合作中缓慢前进还是投身夸张激进的街头行动中两难选择的布里斯托尔妇女解放组织成员，反家暴倡导者艾伦马洛斯、在七十年代在绿茵场上为女足力争一席之地的足球教练苏洛佩斯等。目前部分访谈向公众开放，部分出于对于受访者信息的保护在一定时限内暂时只对研究者开放。Jolly对自发的女性主义社会运动及其活跃分子的关注来自她基于英国情况对女性主义消长做出的判断：女性主义并非永远线性进步，“运动”是目前阶段女性主义发展的主要推力。二战期间劳动力的缺乏使得世界范围内国家主义同女性主义一拍即合，为将女性社会化为合格的劳动力，一系列保障女性社会权利的法律陆续出台。然而战后，男性的回归使得女性面临被赶回家庭的命运，这些已经受到良好教育，有较强性别意识的女性深感背叛，因此通过自发的女权运动与体制在对抗中对话。在她们的努力下，国家的女性主义事业亦艰难推进。

　　不过，口述史一直怀有帮助平凡人、弱者表达、记录的自觉，让失语者发声，是“口述”这一学术方法携带的自在价值。上述两个项目选择的访谈对象大多活跃而公众可见度高，在学术上或有引发争议之处。对此，Jolly教授的观点和部分学者不同，她认为作为一种富有创造力，可以携带大量信息的方法的口述史，没有必要将自身限制在某一社会阶层中。她更认为在男性话语主导的社会中成为女性主义者本身就意味着“不平凡”。在她的统计中，英国约2/3的女性主义者出身中产阶级，高等教育的熏陶和中产阶级参政传统的影响在她们身份自觉的获得中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活跃分子的女性口述史作为“链条”使女性主义和行动挂钩，这些社会的深度浸入者如何在“叙述性的认同”（narrative identification）中回顾、言说个人史和社会史，也同样是有趣且有价值的资料。

　　讲座最后，在与听众互动中，Jolly教授对于中国的女性主义行动和研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欧美学界对于中国女性主义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受李小江教授早年间对中国“本土独特性”阐述的影响：民族国家主义推动下的“立法超前意识”；与社会主义革命在意识形态和实践层面紧密的联系、“经济独立”渴望下对土地所有权、平等就业等的优先强调。但是在全球化程度已经相当深入的时代（李小江亦在近作中看到这一点），这一独特性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总体上说，中国更重视经济权利和社会机遇，西方对性和性身份更感兴趣。女性主义既离不开钱，又离不开身体，因此两者之间有必要互相借鉴。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互联网女性主义蓬勃发展，基于社交网络的“小粉红”等庞大用户群体显示了女性主义普及的良好愿景。但社交平台信息的运作方式使得女性主义往往表现为围绕公众事件应激性的爆发。一波波“事件”带来讨论与反思，促使女性主义在滚动中前进，但这种滚动方式较为被动，缺乏明确目标和纲领。在英国，女性主义运动有七项全国纲领，包括同工同酬、机会均等、教育平等、免费育儿等。明确的纲领有利于行动的开展，但是也会在动员和普及上遇到困难，出现精英主义的问题。现一阶段在中国，女性主义事业的进程喜忧参半：《反家暴法》成功出台；新《婚姻法》财产分割规定则对现有婚俗下的女性较为不利；婚内目前仍然没能被定为非法女性主义仍然任重而道远，故而口述史也不应仅成为回顾与钩沉，而要在与行动的勾连中保持未来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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