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谈论“女性”，往往会想到“女性主义”“权利平等”等词汇。近年来有很多类似的书籍在讨论这些问题，无论是学术与哲学论著，还是非虚构纪实文学，都在深入探讨女性的身份。故而“女性主义”在一段时期内延续了它的热度。我们讨论“女性”话题，首先要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性别主导的问题，即性别优先，主观意识看待女性问题。此时就会产生“尊重”“理解”与“平等”这样的思维。事实上，真实的平等就在于没有界限，无性别之别。
今日要推荐的这本《主妇、舞者与牧师：七国女性纪实故事》就是一本探究“女性”身份的定义和可能的著作，从七国女性生活中思考一个问题，“女性”是由生理结构决定，还是被社会文化所塑造？故事中的7位女性，年龄悬殊，身份迥异。她们中，既有在大众传媒里十分常见的家庭主妇、追梦女孩，也有被视为某种暧昧和“禁忌”的同人和跨性别者。
这本书的创作始于2015年，主编团队陆续邀请了7位在国外生活过的、有社科或传媒学科背景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镜头和笔，记录下7位女性的日常生活故事，编者不想宣扬家庭事业双丰收的“人生赢家”，也无意于用曼妙的身材和精致的脸庞去展示“女性美”。书中的7位主人公都很普通，辛勤而正直地活着，如同你我。我们讨论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却往往陷入逼迫女性“向前一步”的泥潭，而本书正是想通过这7段普通的人生故事告诉读者，女性有选择任何人生的权利——如若真平等，你便真自由。
1969年，安娜18岁，她决定成为一名牧师。“我的母亲很支持，并说如果自己能回到这个年纪，也会努力成为牧师。我的父亲接受了这个决定，并教我如何讲道。”
“22岁时，我下定决心要离开家乡，到首都哈瓦那老城做一名舞蹈演员。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属于那座小镇，而且我离开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因为我是同性恋者而嘲笑我的家庭了。”
“我们身处的社会，总是下意识地把女性定义为，女性也容易因此产生一种缺乏安全感、寻求保护的心态。但我从未因为身为女性，而感觉自己面对了更多的挫折与阻碍。”
马尔瓦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英文记者，她的职场事迹已经在家乡传为佳话。然而，马尔瓦也有职业女性的烦恼，她在采访中曾多次遭遇“女性免入”的情况。
提到“女性美”这个话题，盖尔拉下意识地退后两步，不愿再被这类话题所消费。按照她的说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有纪全心投入家庭，留给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剩无几。如今的有纪称自己“兼职主妇”——她有了三份与兴趣相关的兼职工作，并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
自 2015 年开始，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我邀请了 7 位身在海外的青年朋友，以纪实摄影的方式，记录了几位当地女性的故事。
我们在讨论拍摄主题时，首先以刻板印象为框架——在既定社会中，女性有其典型形象和生活模式——这使得讨论很快陷入了僵局。这次拍摄计划并不想重复“经典人设”以加深刻板印象，也无意寻找拥有非凡经历的“开挂人生”，打造一本女性励志指南。在数月的讨论中，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在旅行、旅居时认识的女性朋友，她们更为具体、更为亲切——因此，我们决定以朋友的身份记录她们的故事。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再次审视了自己的观点，与其说这本书在讨论女性，不如说在讨论个人选择。性别、阶层和社会环境常常能为个人选择提供合理的解释，但“女性”这个身份是准确并稳定的吗？
在古巴和瑞典的故事中，我们试图讨论“女性”的范畴。“女性”代表了一个共同身份，但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意指。如同丹尼斯·瑞里（Denise Riley）在《我就是那个名字吗？》（Am I That Name ?）中所表达的，一个人是女性，但这并不是全部——在不同历史、社会、政治语境中，性别的构建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在大部分社会中，女性被参照出来，依靠的是“男性 / 女性”的二元框架，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女性也常常受限于这个框架。而对于跨性别者、同性恋者，人们将以新的性别定义来讨论身份的构建。
在古巴的故事中，54 岁的路易斯是一位跨性别者，他在我们的镜头前换上了演出服，出现在老城的邻居面前。路易斯并不想强调“女性化”的外在装扮——他从小内心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女孩，并在 22 岁时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到向往的首都哈瓦那做一名舞蹈演员。
在瑞典，我们认识了安娜和尼娜，并一同参加了乌普萨拉大教堂的礼拜。她们是教会牧师、神学教授，还是一对已经注册结婚的同性恋者，两人同时戴着结婚戒指和神学教授的戒指。在家庭生活中，双方更像是基于平等关系的“联盟”。
当女性身份不再受“男性 / 女性”的二元框架所局限，我们开始思考：性别是家庭秩序中的重要元素，那些在同性恋家庭中并不适用的法则，是否也在挑战着异性恋家庭秩序的天然性？
自 20 世纪女权运动兴起以来，女性争取到投票权、同工同酬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在公共领域中，性别平权的观念逐渐得到认可，但女性的家庭角色定位难以动摇。异性恋家庭中，女性似乎有天然照顾丈夫和子女的行为，这可以通过原始的性别无意识来解释，但从根本上，这体现了社会和文化的无意识——“母性”成了女性的延伸属性，更像是一种“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Modern Woman: The Lost Sex）一书认为，现代女性在社会领域与男性匹敌竞争，偏离了妻子和母亲的基本角色，因失去“女性气质”而精神紊乱，同时也影响了丈夫的“男子气概”和子女教育，使得一些人呼吁女性重新树立贤妻良母的形象。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则评论道：“那些将女人当成女人对待的书，我不敢苟同。无论我们是谁，我们都应该被看作人。”
在日本、埃及和印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既定角色上的困惑。日本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家庭主妇，有其社会经济背景。20 世纪 90 年代，有纪遵循了“寿退社”文化，结婚后即刻离职，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十几年后，有纪称自己为“兼职主妇”——她通过几份兼职，重新追寻自己的职业身份。随着后工业化时代不稳定劳务关系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在婚后继续工作。
在埃及开罗，马尔瓦是一位英文记者，她正在为改善家庭收入而努力——在获得英语翻译证书后，她准备参加口译证书考试，以便得到更多工作机会。马尔瓦在描述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时，引用了一句玩笑话：“如果你想改变世界，就趁结婚前去做，因为结婚后，你连改变电视频道的权利都没有。”
在印度，我们遇到了幸运的佩尔，她的父母亲非常开明，不但没有重男轻女，还坚定地支持她的学业和梦想。2011 年 6 月，佩尔举办了人生中第一场画展，并打算在婚后继续创作。“我不想跟传统印度女性一样，让自己的人生从被父亲供养变成被丈夫供养。”
相较上述国家，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更高，但在数据背后，可能是一种“假平等陷阱”：女性向前一步，又潜意识地揽上了“双重责任”，以平衡职业与家庭为己任。当我们再度讨论性别平权时，需要男性、女性共同参与，放下身份及其既定角色——做一个失去性别的人。
在法国和美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消解。对法国人而言，性别平权已是“上个世纪的话题”。这些年轻女性潜意识里不愿再被“女性美”这类话题所消费。按照盖尔拉的说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
黛娜来自以色列，其摄影作品聚焦于童年体验与文化冲突，她的身份困惑更多来自信仰而非性别，“我的家庭教育告诉我，不应该过分强调女性和男性的区别”。当黛娜来到纽约，这个似乎能消解并重构一切身份标签的城市时，她可以更自然地剥除性别身份，审视自己的人生选择。
这就是 7 位青年朋友在不同国家拍摄记录的女性故事。他人的故事并不能重构你的人生，但你的个人选择可以。
标签： #7段普通女性的人生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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