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女性主义的百年。虽然这个世纪里的欧洲，女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仍然形同于儿童，也就是说女性需要一个男性监护人。
尽管如此，也要看到的是，这个世纪开始扭转上述状况。近代经济的发展，推动人口流动，并朝着更大的城市集聚，大型家族开始走向解体。越来越多人开始生活在家族以外，不再受家庭主人支配，而开始构建属于夫妇俩及其孩子们的小家庭。
这其实意味着，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必须达到相应的水平，才可能出现超脱于传统家族、家庭之外的上述新型家庭结构。虽然这种转变还没能实现让女性进入职场，但在当时，很多职业的男性，无论是牧师、药剂师、医生，还是服务于有关机构的管理人员，许多工作需要在家里完成，这就离不开妻子的帮助。
渐渐地，这些被称为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市民阶层人员，开始让自己的工作与私人生活进一步分离：家里的仆人与商铺、企业的雇员的活动空间也发生了分离。
当时的中产阶层女性，身份仍然依附于丈夫。不结婚的女性会被社会贬低，除了真正意义上的修女。而男性通常需要获得一定的事业地位才能结婚。当然，因为脱离大家族，从而财产继承的份额通常大大降低，当时的女性在生计和家庭中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而对男性的情感重要性上升。
德国学者、明斯特大学近现代史研究者芭芭拉·施多尔贝格-雷林格在其所著的《百年启蒙》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欧洲中产阶层夫妻之间爱情呈现出新的价值，尤其会仿效文学中的榜样——夫妻缔结和维持婚姻的首要目的，也从生儿育女，转向了建基于理性和美德的爱情。
这种转变在当时的欧洲其他社会阶层还不曾出现。比如王室和大贵族阶层，婚姻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和商业利益。而平民家庭显然会较多地考虑婚姻、生育联结。《百年启蒙》书中指出，中产阶层婚姻、爱情观的转变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他们、她们会让自己的女儿获得更好的教育，其目的也不再是提高联姻筹码，而是让孩子长大后能寻觅到同阶层的异性，缔结幸福的婚姻。
18世纪的欧洲学界，也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优秀的女性学者。《百年启蒙》书中列举了当时的部分剥削女性，包括达西埃夫人、伊丽莎白·卡特、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夏特莱侯爵夫人等。但男性学者们仍然对女性的智力水平多有偏见，虽然能够相对公允地评价上述杰出女性的学术贡献，却尽可能将之优点归结在能够为人类的通识教育作出贡献，而仍然没有脱离“自然生物”未受污染的特质，“被贴上了爱、同情与合群的标签，她们被认为对男性乃至整个社会具有净化效果”。
但与之同时，当时的学界乃至大众舆论又热衷于将女性视为对男性的危险诱惑者。《百年启蒙》书中指出，当时的人们仍然相信，“女性是不完整的、劣等的、更差的男性变体”。这种观念将逐渐因为科学的发展以及女性在社会事务中参与增多而得以扭转。然而，起到了更直接作用的是，18世纪作为启蒙时代，一批启蒙作品，比如卢梭的《新爱洛依斯》、《爱弥儿或论教育》等起到的作用。卢梭将市民婚姻中的性别不平等和角色分工视为自然产物，推崇摆脱了自然性的现代文化，并最终强调法律上的性别不平等，是一种并不合理的存在。
《百年启蒙》这本书从政治、经济、市民社会、宗教、社会文化、女性主义、科学等多个角度重新考量了作为启蒙世纪的18世纪，分析了人类启蒙、改革、发展的曲折性，而今天被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许多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在当时还只是激进者的一种畅想。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向着更好、更自由的状态线性发展，而是不可避免会出现波折，然后因暂时障碍甚至倒退激起更为显著的潮动，最终为更大幅度的进步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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