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是一种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经过20多年的发展，2016年成为我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关键之年，正值桃李年华的这一新兴学科可以凭借学科融通、跨界合作，解决学科发展面临的“前进中”的问题，而吸引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和青年人进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是队伍壮大并使研究成果多样化的可行路径。
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是中国学者自发思考和西方学术发展影响的共同产物。1996 年，石斌发表在《美国研究》上的《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女性主义诠释：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一文，是最早在我国主流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上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文。更多学者从王逸舟1998年出版的《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一书中读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全面介绍。
笔者认为，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94年。1994年，胡传荣在《国际观察》上发表了《弄权与温柔：西方政界女官员的角色协调与形象树立》一文。这篇短文是作者在未接触到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背景下自觉思考与探讨的结果。1998年后，女性主义学者的成果陆续涌现出来。
在过去20余年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缓步发展起来，现在已过了古人形容女子20岁的“桃李年华”。1996年，我国第一本《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教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距今也已经整整10年。
2016年，“中国国际关系女学人联谊会筹备会暨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该研讨会专门设有一个“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专题研讨。在这次会议上，10年前共同撰写《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作者们再次聚首，研讨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可以说，2016年是我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发展关键性的一年，标志着学科发展已经登上了一个新高地，开始进一步探讨全球治理和中国外交的重要问题，并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为女性学者搭建了一个新平台。
20年的发展，让人们认识到时间对学科积累和学者成长的重要意义。而“时间差”的重要性也值得特别重视。在《及笄与志学——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一文中，笔者曾提出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三个“时间差”。
第一个“时间差”是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和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时间差异。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科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建立，而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起步于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时间上讲，两者大约只有 10 年的差距。但笔者认为，中西方研究的线年。这使起步较早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与动力上，都很难与西方同侪保持同步前进。准确认识这个“时间差”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自我定位。
第二个“时间差”指学术研究与研究成果发表之间的时间差。一项研究从发现问题、研究、酝酿写作到成果发表，需要一个周期，耗时短的可能要几个月，长的可能要几年。学术队伍建设更是如此。也就是说，现在所收获的，是学者们几年前播下的种子，而今天的种子，需要在以后今年才能生根发芽。对这个时间差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准确判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
第三个“时间差”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时间差”。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女性主义理论，都是西方学术界率先发展起来并由其主导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世界的发展状态。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与欧美等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妇女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也与西方妇女不尽相同，这就为中国学者发现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从而确立自己的研究框架，甚至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可能性。
如何立足中国自己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更好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呢？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十分重要。
首先，“不忘本来”，立足中国本土，反映中国妇女与中国妇女运动在国际格局演变中的地位、作用与认知变化。
现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说明，中国妇女参与国际关系的历程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密切相连。中国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妇女参与国际关系的历程及其在时空维度上的独特性：1840年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中国在国际父权制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被“女性化”，中国妇女改变命运的运动与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斗争交汇在一起，并在中国领导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运动。
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挖掘近代以来中国妇女参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中国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妇女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丰富历史实践等，与此同时，要把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纳入中国本土实践，回答好“把中国本土实践‘理论化’”和“把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学术问卷。
其次，“面向未来”，在“吸收外来” 并比较、对照、批判、 吸收、升华的基础上，把中国实践总结好，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体现原创和时代性。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与欧美等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妇女面临的形势、任务也与西方妇女不同，这也就为中国学者发现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从而确立自己的研究框架，甚至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可能性。在中国语境中，有必要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概念与术语进行重新解读，如对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的关系、全球姐妹情谊、性别与发展模式进行重新探讨；对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世界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主权与人权关系、 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重新分析等……有大量从地方到全球的具体问题值得研究，特别是“全球语境中的中国问题”与“中国语境中的全球问题”。在批判借鉴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的同时，尝试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实践出发分析、解决中国参与国际关系过程中遇到的老问题和新问题。既需要思考如何立足本土，服务中国外交战略，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新概念、新理论、新话语体系等支持性资源，同时又需要关注如何面向国际，为全球性别平等运动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做出贡献。
就目前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现状看，相关的创新性成果仍非常有限。由于研究内容、学术机会、语言能力、 国际知名度、交往能力甚至学者个人志趣等各种因素，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交流合作程度还有待提升。
根据习在2016年 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可被归纳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站在2016年这个重要的时间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值桃李年华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可以凭借学科融通、跨界合作，解决学科发展面临的“前进中”的问题，而吸引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和青年人进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是队伍壮大并使研究成果多样化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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