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教育的时间投入和资金投入构成年轻家长们的沉重负担，不但严重影响年轻父母生育二胎、三胎的信心，还影响年轻家长的其他消费，由此产生一系列人口与社会问题。孩子教育最终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家庭问题、学校问题和社会问题。
近日，中央决定由怀进鹏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大家热烈拥护，并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寄予厚望。为此，特就九年制义务教育改革问题建言如下：
大国竞争本质上是人口、资源与制度的竞争，其中，人口战略与人才战略对国家经济、科技和军事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十年种树，百年树人。
当下的人口战略和教育方针将决定未来三十年之后人口与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决定中国经济与科技的走向。据测算，如果不改变新生儿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趋势，2050年之后每年出生人口将下降到300万以下，而死亡人口将达2500万以上（详见《认线年后的中国人口数据，把自己给吓着了！》一文），2070年之后每年新增男性劳动力人口将不到150万，而2020年高校大学毕业生是874万。
可见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是中国当下经济繁荣、国家强盛的基础。如果新生儿出生率骤降的趋势不改变，我们无法想象50年后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场景。因此，国家迅速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第三胎生育，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中国出生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的同时，中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也在下降。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初中生也向城市集中，导致城市普通高中的录取率低于乡镇和县城，有些城区甚至低于50%，考高中比考大学还难，由此导致高中阶段的升学竞争前移到初中阶段，初中竞争的压力又进一步传导到小学阶段。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和境内外资本主导的课外辅导体系共同构成一个摧残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机器。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7.4%。高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0.9%-12.5%。这意味着高中生的重度抑郁高达十分之一以上。青少年学生体质下降、抑郁症增加，是从小学到中学长期高强度地学习和竞争的结果。中国不仅面临着年轻人口数量下降的危机，而且面临着青少年一代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双重下降的危机。
不管是2009年上任、2016年卸任的袁贵仁，还是准备卸任的陈宝生，都是出身于文科专业。袁贵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即将卸任的陈宝生，则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
比起从教育部副部长提拔上来的袁贵仁，和从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任职而来的陈宝生，怀进鹏在上任教育部长的前一个头衔，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历任教育部长中，唯一具有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除他以外，仅有出任2003-2009年的教育部长周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对比美国现任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的履历后，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两个大国教育领军人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博士学历，同样担任过校长（2009-2015，怀进鹏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
今年6月， 怀进鹏以《凝聚起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智慧力量》为题，在人民日报刊文，文章中提出，培养创新人才，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更加重视构筑有效集聚全球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
目前，通过有关部门下达文件关闭课外辅导机构、调整小学生早读时间、减少家庭作业量、取消升学率排名等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减轻普通高中仅仅50%录取率对初中生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也无法解决小学生升学竞争压力前移的问题。“初中考高中比考大学还难”的教育分流制度，对全体小学生、初中生以及他们的家长构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扭转年轻人口数量下降的惯性趋势是艰难的，这需要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念的系统性改变。在年轻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下，提高我们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素质（即“三大素质”）就显得尤其紧迫了。相对于扭转年轻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提高已出生青少年人口的“三大素质”则属于相对容易实现的目标。
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才是根本性的改革。只有改革现行备受诟病的九年制中小学义务教育制度，才能实现青少年“三大素质”全面提高的目标。为此，我国应该尽快推进基础义务教育改革，并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改革相互配套，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的教育体系。
无疑，怀进鹏是出色的学者。他师从我国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李未教授，并于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怀进鹏曾表示，他至今仍然保持每晚八点、每周末早晨九点半就走进实验室的习惯，调侃自己“我有时觉得就像个机器人”。
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部级一等奖5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9项。
当然，对于教育，他也很有自己的看法。在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期间，怀进鹏就曾提出“科教结合”的看法，为此，专门研究制订并启动了“长城行动计划”，希望能促进办学机制改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义务教育改革。中小学义务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以提高青少年“三大素质”为中心，缩短学制、普及高中（普高）；把升学竞争后置，把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前移；实行基础教育基础化、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专业化；实现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结合。
通过调整课程设置与教材内容，把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初中三年制改为二年制、保留普通高中三年制；实行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制基础义务教育，免除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升学考试。
不久前环球时报微博报道：4月21日（星期三）合肥初二女生次日凌晨3点做完作业“喜极而泣”的视频引发了社会对当前教育的讨论。女生姐姐说，妹妹学习压力大，周末都在补课，她也很心疼，很无奈，但也没办法，因为高中很难考。
初中生普遍是早6：30起床，7：30去上学。如果晚上只有3-4小时的休息时间，那么，这位初中生所谓“喜极而泣”更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累极而泣”、“苦极而泣”。“如此教育是提高教学质量吗？这是培养人才吗？这是谋杀，是摧残下一代！”（详见杨昭友《这不是抓教育，是摧残下一代》一文）。
以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制基础义务教育，取代小学到初中的九年制基础义务教育，这是避免中国现有义务教育在同一层次知识点上重复、内卷、浪费青少年宝贵时间和精力的关键。让高中毕业生参加职业学习与培训比初中生分流到职业学校，岂不是更具竞争力？
近年来，通过关闭中学高中部，降低普通高中录取率，人为地压低普高升学率，实行初中生向职业高中和职业学校强制性分流，这是导致“高中很难考”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百万学子被迫留学海外的重要原因。这不仅造成中国家庭财富的外流，也造成国家人才和劳动力的外流。在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在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情况下，减少中学的普通高中、降低高中生录取率是与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倒退。因此，缩短学制、普及高中（普高）的基础义务教育改革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怀进鹏曾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到：教授、教师就是学校的名片，有什么样的教授就有什么样的大学。从某个角度来看，教授就是大学，所以教授在人才培养中起首要作用。作为校长，他也十分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在任期间，北航曾投资10个亿以上，用于对学校竞争能力的提升。
目前大部分省份普通高中平均录取率在65%左右。由于人口和生源向城市集中，一些城市和区域的普高录取率只有55%左右，由此造成初中生升学竞争压力骤增；初中生的升学压力必然传导到小学阶段，导致小学生的学习压力增加；小学初中的学生学习压力必然传导给学生家长。相对富裕的家庭把钱砸在学区房上，然后往往变得节衣缩食、负债累累；相对贫困的家庭更把未来希望寄托在孩子每门课的成绩上。
家长望子成龙的压力与老师升学考核的压力，最终都会传导到年幼的学生身上。为了在小学生和初中生之间拉开考试成绩的差距，一大批有关学科专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开始研究各类习题来训练和折磨年幼的孩子们。在相同知识点上的重复和内卷，大大增加了家庭作业的难度。孩子们完成不了的作业就成了家长的家庭作业。而事实证明，这些额外增加的超负荷的各类习题，只是增加了中小学生的内卷化竞争烈度，并不能有效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对孩子们长大走向社会实践没有实际帮助。
孩子教育的时间投入和资金投入构成年轻家长们的沉重负担，不但严重影响年轻父母生育二胎、三胎的信心，还影响年轻家长的其他消费，由此产生一系列人口与社会问题。孩子教育最终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家庭问题、学校问题和社会问题。
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制义务基础教育，必须体现和突出“基础教育特点”。所谓“基础教育”，就是在数理化、语政英、史地生等各门课程，必须限制知识范围和作业难度，而仅仅把各学科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入门教育作为教育目标，为学生未来深入学习包括自学打下入门知识的基础。基础教育不应该增加课程和作业的广度和难度。各学科的基础教育不仅要强调人人需要过关，而且要强调人人能够过关，从而让偏科学生、偏才学生完成其它学科的学习没有压力，为未来培养拔尖人才营造良好的环境。
目前升学考试制度要求学生各门功课成绩均衡，才能提高升学的概率。这对偏科偏才的天才学生的升学是很不利的。按照现在的考试制度，物理成绩仅考5分的钱伟长只能完成初中学历，根本无法考上高中和大学。纵观古今中外，绝大部分顶尖人才并不都是全科的天才。
现代社会是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社会，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必须符合现代科技与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不是符合教育产业化的需要。因此，基础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应该上升到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来对待。
通过基础义务教育改革，实行十年制基础义务教育，突出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和入门性，统筹调整初中到普通高中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把初中和普高压缩为五年制中学教育，取消“小升初”、“初升高”的选拔式考试，可以减轻小学和初中阶段学生升学考试压力，把学习和考试压力推迟到高中阶段。这样有利于我国青少年的整体身心健康，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未来的竞争力。
通过简化基础教育内容、降低作业难度、减轻基础知识学习负担，把更多时间留给德育、体育和劳动等课程。把星期六纳入上课时间，并规定星期六只能安排德育、体育、劳动三门课，以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能力。
三、在体现基础教育基础化的同时，适当把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前移到小学和中学阶段，让一些偏科偏才的学生提前得到发现和培养。
在英国，偏爱数学的学生往往在小学阶段就学完了数学史，通过小学和中学阶段持续的数学知识阅读与训练，进入大学数学系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知识面要比参加高考之后才选择数学专业的学生强很多。
在国内，18-20岁通过高考进入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几乎没有人会背诵《黄帝内经》、《药性赋》和《汤头歌》等，但这些知识往往是传统中医世家子弟少儿时期的必背知识。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匠，至今难以超越，这是因为五四运动后引进西方学校教育制度废除了童蒙养正阶段诵读中华文化经典的传统，使得我们不再拥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童子功。国内中小学生投入在外语上的学习时间不亚于中文与国学，但是，除了应付升学考试，对于绝大部分人的劳动和学习而言，英语并无实际用处。十年制基础义务教育改革必须解决整体教育的低效率问题。
因此，为了有效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在普及高中（普通高中）和简化基础教育内容的同时，必须把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前移到中小学阶段。具体做法是：
2、针对中小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和未来的职业选择，组织专家编写数理化、语政英、史地生、哲学、农学、中医、军事、艺术等专业的阶梯式高级进阶教材，并制定和推荐不同学习阶段的课外阅读书目。喜欢数理化的偏才孩子可以从小开始系统地学习有关数理化的全面知识；喜欢文史哲的孩子可以从小读经典、背诗书，练好童子功；立志振兴中医药的学生在考入中医药大学之前，对周易、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名著都可以熟读成诵；其它各学科皆可作如是安排。
3、赋予所有中学生完成普通高中学习的同等机会，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竞争性分流从初中阶段延后到完成普通高中教育的最后阶段。中小学生完成十年制义务基础教育并取得普通高中毕业证书之后，通过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相结合的考试，实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选择与分流。
4、改革高考制度。高考考卷可以分为基础科目和特长科目两大类，其中特长科目可以增加难度，让偏科偏才的学生脱颖而出，为大学各专业输送拔尖人才。
高等院校可以设置为期一年的大学预科班制度，保留5-10%的末尾淘汰率和转学率，让大学选择更适合该专业的学生，同时让学生选择更适合自己志向的专业；中国职业教育需要借鉴德国职业教育经验，执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对于考试不合格者，只能转专业接受其它的职业培训，不得补考。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兴趣、志向和天赋。只有把学习的专业内容与求学者的兴趣、爱好、志向和天赋相结合，才能调动学习热情，减轻学习压力，有利于人才培养。
四、通过“国家基础教育云平台+中小学智慧教室”的教育信息化体系建设，共享各学科的全国名师资源，实现教育公平。
借助我国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智能化教育装备产品，通过政府统一采购，大幅降低软硬件采购成本，加大力度推动全国中小学“智慧教室”建设，同时，由政府主导建设国家级的“基础教育云平台”，让农村乡镇中小学学生通过智慧教室对接国家主导建设的教育云平台，共享“教育云”之上的名师课程资源，特别是可以共享各学科“专业进阶课程”的名师课件内容，消除城乡差别和校际差别，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国家基础教育云平台+中小学智慧教室”的教育信息化系统建设，有利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前移到中小学阶段，有利于学生在完成基础教育的同时，提前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更全面、更高深的学科专业知识；同时，也有利于优秀的革命历史纪录片、红电视、红色革命歌曲走进信息化的中小学智慧课堂，适当减少学生思想政治课的背诵内容。线下老师主要工作是维护课堂纪律、辅导学生学习和批改作业。
孩子是家庭的镜子，教育是社会的镜子。青少年的健康与教育问题折射出家庭和社会的问题。因此，解决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教育问题还需要经济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
高等院校、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应该打开技工深造和升职的大门，消除对技术工人和技术农民的歧视。通过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既要鼓励大学毕业生参加相关的职业教育，改变大学生动手能力不足的状况，也要鼓励各类制造业企业和农牧企业推荐优秀技术工人和优秀技术农民以委托培养的方式进入各类理工科、农牧业等高等院校继续深造，经正规的严格考试，对考试合格者颁发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各类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必须改变目前选拔干部过程中把职业学校毕业生排除在外、只看文凭不看能力、对技校毕业生采取“一票否决制”的状况。如果高等院校和干部提拔继续向职业学校毕业生关闭职业发展的大门，对技术工人采取歧视态度和政策，那么，高考仍然将成为全体家长和中学毕业生主动选择的竞争渠道，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将难以得到健康的发展。中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需要消除全社会对技工和农民的歧视，需要向优秀技术工人和优秀技术农民打开高等院校的大门，需要取消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对技校毕业生的“提干歧视”。
推动教育公平、保障机会均等、提高工人和农民收入，让劳动成果向企业劳动者倾斜而不是向财富分配者倾斜、不是向资本和垄断倾斜，严格限制企业高管们的收入水平（比如学习日本企业规定企业高管的收入不得超过企业员工最低收入的五倍），避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是克服社会病态和教育病态的重要条件，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健康下一代、打造国家长远竞争力的基本前提。
他说： “学校更应该注重启发和唤醒学生对知识背后的动机问题的认识，以培养他真正的想象力和对问题的质疑能力。教育不应该只是知识的传递，更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文的交流，人的素养及团队的合作，特别是对文化的自信、对社会的理解。”
标签： #2050年之后每年出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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