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市中医院名医堂“专家二室”，有一对母女医生多年来一直深受患者信赖。母亲孙凤霞，今年82岁，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名中医，“孙氏内科”第四代传人，第五批全国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传承指导老师，孙凤霞全国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传承教育工作室导师。女儿黄焰，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呼吸内科主任中医师，教授，“孙氏内科”第五代传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经验继承人，江苏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
孙凤霞教授说：“我出生中医世家，曾祖父孙华麟是光绪御医，祖父孙岱松是民国名医，我现在都在用祖辈的处方。” 在孙凤霞教授的记忆中，爷爷孙岱松“拄着个文明棍，是二院（徐医附院）中医科的大夫”。
在徐医附院人事处档案室，记者查到了孙岱松的档案。孙岱松在“自传”里说：“生于1884年2月23日，原籍山东泰安县，‘祖传中医’”，成分是“小资产、中医”，母亲“孙李氏”，“妻子刘淑英（务农）”。从档案形成的时间1965年看，孙岱松有意回避了父亲孙华麟的御医经历，只用“祖传中医”四个字带过，这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的考虑，可以理解，只是对今人搜寻历史资料多有不便。
孙岱松在“自传”中提到，“1893年入学（私塾），1900年学医种痘（鼻药疗法，药物制成一定剂型作用于鼻腔），1903年上牛痘学堂，徐州道台袁大化派我到邳县（今邳州市）去点牛痘，4个月返回徐州，上（跟随）医学教员胡爱山，随学随行医。1924年聘入铜山县贫儿教养院，为院医生至1927年止，仍回家行医。”
牛痘又叫“天花”，是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之一，种痘就是将牛痘疫苗接种人体，使人体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
在医疗条件低下的年代，“天花”给徐州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徐州百年大事记（1880—1988）》记载：“1920年1月，睢宁天花蔓延，死人甚多。”1923年，丰县境内流行天花病，“死亡率达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邳县史志》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全县有传染病患者647人，死亡294人。”
《徐州市志》说：“民国时期，徐州多次疫痢流行，中医张香谷、徐蔚亭、孙岱松等均参与救治。”从受道台袁大化指派去邳县“点牛痘”，到和其他名中医一起救治“疫痢”病患，在重大流行性疾病面前，孙岱松表现出了医者的担当。
中医是国粹。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当然，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政府，中医几乎毁弃在他们手里。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中医界组织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请愿。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听从民愿，取消“废止中医案”。为了纪念抗争的胜利，3月17日被定为“中国国医节”。
作为民国名医，孙岱松见证了“废止中医案”事件，并参与组织了“中医师公会”。《徐州市志》记载：“徐州解放前夕，全市有中医120余人，并成立了徐州市中医师公会，制定《徐州市中医师公会章程》。当时颇有声望的中医有：刘仰文、高行素、周惟僧、方象平、胡方灃、张香谷、徐蔚亭、孙岱松、胡莲舫、宋雨轩、潘明达、李海楼、李兰卿、苏庆五等。”
孙凤霞和女儿黄焰、女婿刘峰林（徐州市中医院肿瘤二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教授，孙凤霞全国名老中医工作室负责人）。
孙岱松在档案中的“自传”里说：“解放前有房屋十间（文亭街中兴巷7号）出当六间，自住三间，走道一间。解放后，在1959年志愿主动地把房屋交给国家管理。1952年加入第六中医联合诊所，1956年11月14日加入徐州市立二院（徐医附院），在配伍禁忌上，可处理一般的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谦虚大概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共性，所以作为当时的名医，孙岱松也只能说“可处理一般的病”，实际上作为“孙氏内科”流派的第二代传人，对肠胃等消化系统疑难杂症的治疗和调理技术是屈指可数的。
受地理、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上世纪40至50年代是徐州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到1948年，徐州经营中西药的私营药店发展到150多家。1954年，政府对私营药业进行调整、并店、转向工作。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1966年底，全市零售门市部转为全民所有制医药商店，结束对私改造）。1958年，徐医附院中医科成立后，孙岱松加入进来。1962年，78岁的“中医师”孙岱松被评为徐医附院“先进工作者”，他带教的学生们给他的评价是：“不私自开药方，在服务态度方面表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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