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可怜的东西》是近期难得一部颇有话题度的“奥斯卡”电影，直到当下，关于它的相关讨论仍旧不断浮现于社交媒体。甚至于，不少观众还将《可怜的东西》与《热辣滚烫》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两部电影本质上都是在讲述女性觉醒的故事。
同《热辣滚烫》相似的是，《可怜的东西》也驱使我们迫切思考：在女权主义浪潮愈发汹涌之际，何谓女性主义作品？
事实上，围绕“《可怜的东西》究竟算不算女性主义电影”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息。观众们对于影片中大量镜头以及主角贝拉“性解放”式的自我成长与自我“救赎”，呈现出两极化的态度。
一部分人认为，故事虽然围绕贝拉展开，但她始终是男望的客体；还有一些人则强调，贝拉实现了一种个体的胜利，即对父权社会中性道德的反叛与唾弃。
而以《可怜的东西》为鉴，其实也能映射出很多女性主义创作的两难境况，一方面，创作者很难完全脱离父权制的掌控，此前未曾觉醒的意识与观念也很难立刻转向，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处于还待长期发展的状态，对于创作者而言，创作出一部绝对正确的女性主义作品，近乎不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诸如《可怜的东西》这一类虽饱受争议但始终围绕女性构建叙事的作品，仍然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就像争论往往是一种主义蓬勃发展的显性征象一样，争议也能够促发人们的感知与觉醒。
要具体阐述《可怜的东西》为何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舆论潮，就要回归到故事的起点：贝拉·巴克斯特的诞生。
贝拉的身体是一具典型的“男凝”产物，她的躯体丰满紧致，成熟却未衰老；她的心智却又是几岁的婴儿，天真得近乎“可怜”。这完美符合传统上男性对于女性他者的想象与欲望投射，西方社会有风情却稚嫩的洛丽塔，东亚社会有清水出芙蓉的白幼瘦。
当这样一个错综缝合的个体被嵌入“女性”处境中，我们完全能够预判出她将会经历的一系列困境和磨难。
第一重困境，来源于有毒的父权制家庭和环境。贝拉的成长环境里，几乎没有女性，只有古德温，她的“造物主”和“父亲”。古德温同时承载这两个角色，其中的隐喻自然十分丰富。《可怜的东西》将故事背景定在维多利亚时代，那一时期的新思想、新风潮层出不穷，“科学”正一步步代替“神学”的地位，“造物主”这一富于神学色彩的称谓，实际上是摇摇欲坠的，这一隐喻其实恰恰包含着对于女性冲破父权桎梏的鼓励。只不过贝拉“反叛”父亲的方式是拒绝与父亲指派的“监管者”结婚，并且随即和一名男性外来者一起逃出旧有的囚笼。
第二重困境指向贝拉在进入更为广阔的男权世界后，所经历的意识觉醒和自我探索。与律师一起逃离后，贝拉逐渐以一个正常幼童的成长方式快速地了解新世界，她热爱阅读，好奇心愈发膨胀。而这时，律师成为了她的第二个“父亲”，或者说是“监管者”，无论是在性方面的外强中干，还是在与不断成长壮大的年轻贝拉对峙时始终处于下风，都能够看出律师的虚弱。这样一种“虚弱”，何尝不是对于男权社会最巧妙而又辛辣的抨击？但在贝拉意识觉醒之路上，过于男性视角的细节呈现，诸如塞黄瓜等“匪夷所思”的情节处理，也不免让女性观众清醒地意识到：《可怜的东西》里的女性主义，总是掺杂着点无法抹除的“性别局限”。
第三重困境，通往的是最为复杂也是争议最多的性道德、性解放。迫于生计，贝拉决定找一份来钱快的工作——这里的情节描写十分巧妙，无论是导演，还是观众自身，似乎都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这一职业。我们似乎默认，贝拉这样落魄的年轻女性，最终都会“堕落”到去出卖身体。正是这样的惯性思维，也让贝拉的第三重困境——性解放，来得更为沉重与激烈。顺利冲破第一重与第二重枷锁的贝拉，不仅敢于对父权说不，也敢于质疑父权之上的广袤的男权社会。她蔑视律师妄图进行的“道德洗脑”，接受了的工作，但在工作之后，贝拉陷入了新的思考中：为什么只有男人（顾客）有选择权，而女人（服务者）却没有选择的余地？从这一发问中，贝拉将性道德抛诸脑后，她的逻辑简单，却直击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为什么从始至终没有选择权。与其说贝拉实现了性解放，不若说贝拉最终揭开了男权社会“吃女人”的冷酷基底，并最终说出了自己的宣言：我的身体是自己的生产资料。
从第一重到第三重困境，贝拉的处境极度危险，她是一个始终游涉在岸边却并不会水的人。同贝拉处于相似境况的，自然是《可怜的东西》这部电影本身。但事实上，这也是任何一部牵涉到女性、女性主义、女权运动的文艺作品，都曾经、正在或将要面对的困境。
正如前文所提到，女性主义远处于发展之中，相关讨论小到文艺作品，大到社会热点事件，观点往往对立又繁复，正如《可怜的东西》所处的困境一样，这样的舆论场域，矛盾却又芜杂。而当我们深陷其中时，又该如何去看待女性主义作品？
事实上，观众对于《可怜的东西》的批判，也常常出现在国内的女性题材作品上。同一部作品，有人认为其彰显了女性进步，有人则认为是彻底的“假女权”。同一位创作者，有人评价其“厌男”，有人却不赞同，认为ta是在打“女权牌”，本质上是厌女而不自知……
当被这一分裂境况裹挟时，女性主义作品，往往呈现出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意味。女性角色不能恋爱脑，不能是娇妻，要搞事业，要美强惨，要有绝对的成长主线和人物角色的立体丰满，似乎女性角色必须是权力体系下的强者。当观众把“女性主义”充作审判和惩罚的武器时，当创作者把“女性主义”视为噱头和卖点时，女性主义真正通往的又会是哪一扇门？
在国内外女性主义创作所面临的相似困境下，让我们再度回到《可怜的东西》，能够看到围绕它所留下的相应问题，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女性主义作品，理解女性本身。
首先，《可怜的东西》所展现的女性主义，始终是天真和高高在上的，它狡黠地忽略了被剥削的客观事实，而只是以一种薄弱的口号来代替真正的“性解放”运动。它并未触及更深层次的女性议题，比如女性劳工、女性创作、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等尖锐议题。
其次，《可怜的东西》中始终存在的男性视角更让我们明确了一点：将关乎女性主义的叙事交还给女性本身，这一点非常重要。男性视角的特定性和无法避免的“客体化”女性，正是《可怜的东西》被广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创作者自身更应该意识到的是，观众对于女权主义的思考和认知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中，创作不应是献媚和讨好，而是置于女性所处的广泛的困境之上，以此为圆心进行创作。
最后，诚然，《可怜的东西》充斥着一种男性想象中的“女性主义”幻象，它正如贝拉被缝补修葺的身体一般，自身也存在“缝合怪”式的拼凑感，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性解放”，一方面是对于女性探索的狭隘意淫，但无法否认的是，《可怜的东西》放弃安全牌，以一种更冒险的姿态，接受舆论炮弹的洗礼。这不得不让我们转而思考：有争议的女性主义作品，是否更能引发社会思潮的发展？
当我们在书写女性题材作品时，暗含隐隐的期待，即父权制的分崩瓦解，但在现今趋于保守的社会现状之下，这却是很难实现的。更进一步说，正确的女性角色，就一定比贝拉这样时时刻刻深陷父权陷阱、不断左右摇摆的女性更符合女权主义的想象吗？
从这个角度上看，《可怜的东西》这样不完全的女性主义作品，起码会让人们明白：女性绝不会用黄瓜。女性有更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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