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内容提示：一、多项确切证据表明，薛和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首任中医司司长。二、薛和昉于1954年8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首任司长，于1957年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首任司长的岗位上调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又于1959年初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他在首任中医司司长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的岗位上，为进一步弘扬、振兴和发展祖国的中医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具有创造性和奠基性的重要贡献。吕炳奎是于1956年12月底才任职的第二任中医司司长。三、香港凤凰卫视拍摄的《凤凰大视野—彷徨—回眸百年中医1—5集》电视片中，主持人陈晓楠以及几位中医界人员在此问题上的叙述和解说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
提出这一问题的起因，就是源于香港凤凰卫视拍摄的《凤凰大视野—彷徨—回眸百年中医1—5集》电视片中，主持人陈晓楠以及几位业界人员在关于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首任中医司司长及其工作成绩等问题上所作的错误的叙述和解说。
我们曾经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个别人员关于谁是共和国首任中医司司长及其工作成绩等情况的误传，但是那几个人的误传并未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加之后来任应秋、李重人、路志正等老一辈中医专家学者们在他们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更是有理有据地记述并证明了关于薛和昉是首任中医司司长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在看到上述电视片之前，对于网上关于“吕炳奎是首任中医司司长”的误传也就听之任之，未作任何进一步的质疑与纠正。但是，上述电视片所造成的影响就不同于个别人在此问题上的错误认知和误传了。我们知道，电视片作为传播范围很广的一种媒体，它一旦出现错误就会在社会上产生难以估量的不良影响。由于陈晓楠等人所做的错误的叙述和解说，致使社会上曾经有过的小范围的误传信息进一步漫延；致使网上其它一些有关国家中医药发展史的文章中也在引用她（他）们的错误叙述及错误解说；致使本来明明白白的问题又变得复杂起来；致使在关于新中国中医药发展史的记述中无端地出现了一些严重错误。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就是要以确切的事实为依据，澄清并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发展历史中的这些错误的表述。
1954年，根据主席关于“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的指示精神，为了从行政管理、科研需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来加强中医工作，国务院做出了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设立中医司、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并且在全国建立第一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共四所中医学院（既“一司两院”）等三项决策。1954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医司正式成立，赵树屏、何高民任副司长，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工作，于1954年8月又从中央文委（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调来薛和昉任司长（见图4）。
从那时起，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即在薛和昉的主持下，进一步开展振兴、弘扬并发展祖国中医药事业的各项工作。之后，于1954年11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又于1955年2月19日亲自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聘书，聘请薛和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见图2），周恩来总理也于1955年4月21日，亲自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书，任命薛和昉为卫生部第一任中医司司长（见图1）。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于1956年6月30日还再一次为薛和昉换发了新的第一任中医司司长的工作证，并在此工作证的服务单位栏内注明是中医司，在职别栏内注明是司长（见图3）。这些任命书、聘书和工作证的原件至今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薛和昉之子薛铁伦的家中（见图1、图2、图3）。
薛和昉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市芝阳镇清水村，他于青少年时期就曾阅读过许多中医中药书籍，并且追随他的堂叔（当地的一位知名中医）认真学习和实践，掌握了较为系统的中医理法方药知识和辨证施治的本领，在后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常以此项技能为同学、同事和朋友们诊脉开方，治疗疾患。在新中国初建时期，他还为周恩来总理和当时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些干部群众开方治病且很有成效，因而一时间在机关干部群众中传为佳话，竟致小有名气，甚至连周总理也称赞他说“和昉真是一专多能啊！”
图 4 当年中医司首任司长薛和昉（前排左二）与中医司们合影留念。路志正先生今年已经101岁，图中在后排（左二）
薛和昉是一位于1927年在北京辅仁大学医科学习期间接受革命思想影响之后，于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又于1930年加入中国的老大学生、老中医、老红军、老革命领导干部。自那时起，他倾家捐助革命事业，为党和革命事业捐助了二百五十两纯净的大烟土、二十多亩土地、两间油坊、四合水磨以及数件古董瓷器等，他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任国家机关多个岗位的领导职务，在参加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不懈奋斗中，他始终如一地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在国家的法制、卫生、农林、教育等工作方面做出了许多的成绩（见图5），其中之一就是为弘扬、振兴并发展新中国的中医药事业做出的一些具有创造性和奠基性的重要贡献。例如：他在首任中医司司长的岗位上，根据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关于对国家中医工作的指示，为进一步弘扬、振兴并发展我国的中医药事业，为尽快解决中医药事业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问题，为大力推广普及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他提出要为新中国尽快培养出更多的中医药高级人才，经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他主持筹建了共和国第一批共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这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分别是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他在百忙之中出席了这四所大学的成立仪式，并亲自为其揭牌剪彩，致辞讲话。事后，他还经常关心这些院校的教研工作和师生的生活情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直至他亲历十年“文革”、重新工作之后，又主持建立了甘肃中医学院（现甘肃中医药大学）。他在自己人生中最后一个有关祖国中医药发展的工作岗位上，仍然老当益壮，不顾年迈体弱，夜以继日地为振兴、弘扬和发展国家的中医药事业而竭尽全力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祖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消息都被刊登在当时的报纸和有关杂志上，其中1956年的中医杂志上也有当年这些情况的报道。他在首任中医司司长的岗位上提出“要把中西医技术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的建议被中央人民政府和主席采纳后，周恩来总理还专门委派他去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等全国各地寻访中医界名医人才。按照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他在全国寻访到不少的名老中医。同时，他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中与京城的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等许多位名老中医交为挚友。他力荐许多有名望的中医专家进入公立医院和公立的中医研究机构工作。这些闻名遐迩的中医专家在他的力荐和协调之下，分别被安排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以及几个中央部委的医院工作。为了支持各位名老中医的工作，他在工作报告中提议给这些名老中医较高的工作薪酬和生活待遇，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从而使他们有了相对更好一些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出各自特有的技术专长优势，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更多更大的贡献。
图 5 薛和昉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后，于1979年又一次填写的《履历表》第二页原件照片
后来，有不少中医如萧龙友、施今墨、叶心清、韦文贵、方药中、孙惠卿、蒲辅周、魏龙骧、李介鸣、岳美中、王文鼎、王朴成、王舜耕、余无言、沈仲圭、龚志贤、巩自清、任应秋、李重人、刘渡舟、路志正等人都成为闻名遐迩、名不虚传的一代国医圣手。此外，还专门聘请章次公、秦伯未、韩刚和沈德建等中医专家为卫生部的部级顾问。薛和昉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主持工作期间，于1958年，根据周总理的要求，推荐上述国医之中的一位擅长针药结合技术的专家叶心清，在周总理的特批下，远赴国外，利用纯粹的传统中医针药结合技术，为当年来我国访问的也门国王（一译为默汗迈德）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顽疾，轰动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获得了“东方神医”的美称，一时间享誉世界，传为美谈。
薛和昉为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在首任中医司司长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的岗位上，为了进一步弘扬、振兴和发展祖国的中医药事业，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要让西医专业人才学习中医”的构想，在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和支持下，他主持开办了“全国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并且在开班仪式上代表卫生部中医司给学员们讲话，鼓励学员们认真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为弘扬和发展祖国的中医药事业做出贡献。在“全国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结业后，薛和昉写出了《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成绩和经验的总结报告》，以国家卫生部的文件形式呈报给关心中医药工作的主席。后来，从这个学习班毕业的许多学员都入选为全国的名老中医。例如，甘肃省年近百岁的许自诚老先生多次当面给我们回忆叙述了当年在北京开班时的盛况，他在谈到薛和昉司长的敬业精神和无微不至地关心每一位学员的态度时，竟感动得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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