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最近推出了（《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私立小学闯关记：不输在起跑线的精英教育》)，很多读者调侃一听到书名就“火大”。
其中提到关于妈妈的问题，也引发了很多读者的讨论，选择回归家庭做全职妈妈真的是妈妈们自己的选择吗？家庭中父亲与母亲的分工是合理的吗？在职场中的母亲可以享受到合理的待遇吗？在这个女性貌似越来越独立，越活越潇洒的年代，妈妈们却更加孤单，自责，不被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文化的，媒体的，政治和政策的叙事构建了这个社会的中心力量，她们养成了我们的想象力和生活世界，并塑造了我们的日常经验。
两个多月前，我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标题为 《小混蛋和小可怜，都只是缺爱的孩子》的文章，第一个回复来自一个社会学教授朋友，她说“这也太绝对了......有时候我觉得美国这个‘孩子总是孩子，一切错误都是父母’实在受不了”。
虽然我条件反射的挺想反驳，但心里也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她说的没错呀。这是一个盘旋在我心里很多年，从读博开始就一直在纠结的一个问题：一个人的行为背后，个人的和社会的因素各占几成，更明确一点来说，谁应该为一个人的“问题”行为负责？
虽然换了领域，但这个问题依然时常出现。比如我们常见到当父母的养育行为不够科学，抑或不够爱与自由，都是父母的错，父母不够格。当父母吼孩子，打孩子，孩子生病没有立刻去接，就会立刻有人冲上来说“不配当父母”。
而在父和母中，显然后者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审判。在谈到孩子的成长时，所有人都在强调妈妈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育儿文都是写给妈妈看的，育儿讲座都是给妈妈听的。很自然，孩子如果有任何问题，第一责任人也是妈妈。
于是顺义妈妈，海淀妈妈，帝都妈妈，曼哈顿上东区妈妈，硅谷妈妈依次出场，被窥视，也被评判，嘲讽。国产电视剧里也清一色浑身散发着对生活不满的，焦虑疲惫却依然紧紧控制着孩子的妈妈角色。
我觉得荒唐。母亲对孩子的成长当然无比重要，但是为什么不可理喻的都是妈妈？难道我们认为今天妈妈们的焦虑，控制，鸡血，情绪化，都是她自己选择的么？如果这些问题在妈妈群体中是共有的，那是不是有一些更大的，结构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如果说，妈妈该为孩子如何成长负责，那么又是什么造就了焦虑而暴躁的妈妈？在这个女性貌似越来越独立，越活越潇洒的年代，妈妈们却更加孤单，自责，不被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问题，有一群人一直在研究，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发现放在今天都激荡心灵。这群人，就是经常跳脱出个体，观察结构，分析社会构建，也因此可以更好的理解个体的社会学家们。社会学视角对妈妈的困境给出了系统又深入的解释，我总结为两个矛盾和一个陷阱。
在努力精简之后，这篇文章的长度还是打破了公号历史记录。这种长度对于公号文章的阅读量基本属于自我毁灭，但我实在不愿把紧密关联的系统分的七零八落。 如果说以往我们的文章长度是京沪高铁，那这篇就是跨洋国际航班了。所以请你找个舒服姿势，我们出发吧。
随着上世纪女性运动的发展，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的观点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一种潮流。按照这个逻辑，女性们理应蓬勃昂扬的行走于职场。然而现实却是，哪怕在英美这样女性主义起源，并输出女权主义思想的发达国家，当妈依旧像漫长又孤单的平衡木行走。
那是因为，在长达一个世纪约三代女性的努力下，今天女人们的性别意识比起百年前已经有了大飞跃，而公共政策，职场规则和工作文化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些展览对雇员性别平等，家庭友好的美丽画面，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公司文化宣传册上而已。
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中一路高歌。英国和美国媒体平台上展现的主流流行文化中，50，6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在70，80年代被兼顾家庭和职场的女强人取代。“超级妈妈”可以不费力气的把养孩子和事业相结合。
著名的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她经典的The Second Shift 中这样描述她们 “当她迈步向前的时候，她是气场十足的职场妈妈，一手公文包，一手是微笑的孩子。在画面上，她大步向前、自信、活跃、不被拘束。她无需牺牲女性气质，在男人的世界也能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画面，这样形象的女性，在英美的女性杂志，电影，广告中大量出现，深入人心。
于是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女性真的相信她们可以拥有一切，拥有她们的母亲或祖母辈为之奋斗，争取而来的自由选择、独立、自主、不再被性别不平等所束缚。女人要做的，只是像 facebook 的COO桑德伯格的畅销书说的那样，向前一步（Lean in）。一个事业和养育双丰收的形象成为了成功女性的定义。进入20世纪后，理想女性的形象成为更平衡更灵活的妈妈。
但在这样热情洋溢画面背后的现实却复杂又残酷，那种认为女性可以自由的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人生路线，在事业和母职之间灵活切换的畅想被一再击碎。
早在1960年代，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就揭露了现实中沉默又绝望的美国妇女和广泛出现在媒体中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之间的惊人反差。之后，Arlie Hochschild、Anne Machung 和英国学者Rosalind Coward 也指出在1980年代的媒体中占据主流位置的洒脱的事业女性和女性实际的经历之间的鸿沟。
所以女性主义的发展是一场幻觉么？当然也不是， 职场女性的数量和地位明显都有所增加，然而这更多的是对于没有孩子的女性而言。而成为母亲，却成了女性职场生涯的分水岭。英国的职业女性比例较高，但是在工作的母亲比例却低于国际平均线年的劳务市场调查，英国有超过两百万居家全职妈妈，而这其中有34万（17%）妈妈曾经从事的是高度专业性职位。
研究者发现，是否是母亲已经是一个比性别更有效的预测不公薪资的因素了。社会学家Pamela Stone曾经研究毕业于美国常青藤大学的精英女性在为什么在有了孩子以后离开职场，并在2007年出版了了名为《选择出局？女性到底为什么放弃职业回家》（Optingout? Why Wome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一书。她发现这些女性离开职场主要是因为申请转成兼职工作，抗议同工不同酬，和不被被派驻外地的要求被拒绝。而这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母职惩罚的具体表现。
好，你也许会说，从忙碌的职场回归家庭，是全职妈妈的个人选择。把挣钱养家的重担交给老公，自己顺应母性召唤，安心相夫教子，不愁吃穿，不是挺好的么？从职场妈妈到全职妈妈，真的只是个人选择么？全职妈妈的生活，又真是想象中这么惬意美好么？
哥伦比亚大出版社今年推出了伦敦政经学院传播系副教授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写作的《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Heading home：Motherhood, Work, and the Failed Promises of Equality）。在这本书里奥加德教授采访了35个全职妈妈和5个爸爸。
这些妈妈的共同点是：住在伦敦；来自中产以上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不乏牛津剑桥这样名校毕业生；曾从事专业岗位，职业分布在律师，医生，设计师，记者，工程师，学者，公司管理者等白领甚至金领职位；平均从业8年；有1-4个孩子，孩子年龄2-20岁不等。
奥加德教授好奇的是，这些在1970年代女权运动之后出生，高学历，曾经独当一面，并且有能力支付幼儿教育费用的职业女性，为何辞职回家当全职妈妈？
采访的开始并无意外，这些妈妈大多轻松的表示，回家是个人选择。然而当采访深入，她发现，这些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是一种被动选择 (forcedchoice)。而这个被动选择的背后，是超高难度的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平衡，是对家庭生活极不友好，甚至有毒的职场规则和工作文化。
到底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对女性和家庭而言可以称之为有毒呢？2012年大西洋杂志上刊登了当时美国外交政策专家， 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的一片文章《为什么女性依然不能拥有一切》引起了巨大反响。2015年，她带着更多的思考，写作了Unfinished Business: Women Men Work Family一书。
斯劳特博士当时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第一位女性负责人，克林顿国务卿邀请她担任这个职务时，她毫不犹豫的“向前一步”，接受了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之前她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 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是野心勃勃的国际事务专家。而为了这个可以为之燃烧热情的新职位，她向普林斯顿大学告假两年，每周一早五点出门飞往首都华盛顿特区，每天超时工作，周五晚上回家。
当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10岁，一个12岁。同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丈夫全力支持她实现梦想，扛下了所有家务和养育任务。尽管如此，她的两个孩子都出现了明显的行为问题。她的每次离开，小儿子都会激烈行为出现，大儿子虽然开始表现的支持和懂事，但进入青春期的他，把压力都藏在心里，在学校和家里出现各种行为问题，直到被学校勒令休学，被警察带走。
见到两个孩子先后崩溃，斯劳特决心辞职回家，继续她的教职，每天陪伴孩子。在告别晚会上，她被授予国务院杰出贡献奖章。
斯劳特博士成长于女性运动蓬勃的1970年代，曾深信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和男人一样在各领域取得成功。她曾经这么以身作则，这样教导学生，但却在面临岔路口的时候，选择了家庭。
尽管普林斯顿大学终生教授的位置已经算得上是一种荣耀，但对于她而言却是铩羽而归，她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很多人对她的期望，让人们失望了--为了她这代女性获得更多权利而抗争的前辈，同辈，甚至朋友。所有那些曾对她的职业寄予厚望的人们。
哪怕事业声望成功如斯劳特，哪怕她认为职场不是幸福的唯一归宿，哪怕她做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任何人的压力，而是顺应自己的内心，却依然无法为此庆祝一番，却依然觉得遗憾甚至亏欠。这份无论怎么选择都无法放下的亏欠，很多女性都有，而斯劳特认为，这是不对的。
当说到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的时候，尽管表达了她们共有的很多相同看法，尤其是对女性自身态度和职场变革的想法倡导，斯劳特却也提出了她们之间的差异：
“如果我还处在桑德伯格出书的43岁，我或许也会写一本类似《向前一步》的书。那时，我的孩子还小，可以更努力的工作或者雇人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但是到了53岁，也就是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处境与以前完全不同了。对于很多女人，无论处于何种原因，向前一步根本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怎样的职场环境是家庭友好的？对于父母，尤其是家有幼童的父母，最需要的应该就是灵活了。养娃充满不确定性。小朋友出门的时候还蹦蹦跳跳，中午就可能接到老师电话被告知孩子发烧了，快来接走。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看医生，留家休息。加上学校隔三差五的放假，孩子一年多次的常规检查。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健康成长，几乎不出意外的孩子需要父母在工作之外投入时间的最低限。而女性要成为妈妈，给孩子高质量的照顾，必然需要例如产假，灵活的工作时间，更多的兼职或远程工作的职位。
而大部分行业，尤其高收入职业，比如律师，医生，公司高管，依然延续着高强度工作，习惯性加班加点，没有灵活工作时段，工作总处在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的救火模式。这样要求员工时刻处于工作状态的职场要求和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大量投入时间和情感的育儿生活，完全不匹配。
那又是怎么建立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稍微复杂一点了。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采摘狩猎时代祖先们的娱乐时间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和农耕社会中的后代还长。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轰然崛起，人们的工作时间在无良资本家的压榨下大大延长到12-16小时/天，6-7天/周，而且童工泛滥。对，996找到祖宗了。
各个国家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早期逐渐发生改变，人们的工作时间逐渐变短，8小时工作制普及开来，也出现了加班费这个新事物。这里的原因很多，包括工会的出现，争取更符合人性的工时的社会运动，和同步前进的立法等等。美国在1916年通过联邦法律，对铁路工人保障了8小时工作制度，最高法院在1917年进行了确认。
然后前辈们的奋斗重点，从每天工作时长转移到了了工作天数。1926年，雇用了超过美国一半工人数量的福特宣布采取五天工作制。因为他发现工人少共工作一天的生产量反而更高。与此同时，大萧条降临，雇主们纷纷大量裁员，并降低工作时长。失业和越来越短的工时让人恐慌，于是又兴起了保证每周30小时工作时间的运动。
注意，一直到这时候，女人还没有怎么成规模进入职场，就算有，也是未生育的女性做一些不重要的临时工。到目前为止，职场规则的制定和演变，和女性没有一毛钱关系。而恰恰因为女人们都在管家，制定职场规则的男人，丝毫没有把家庭生活考虑进去。
接下来，因为美国的情况糟糕又影响巨大，我们就来说说它。二战爆发了，男人们去打仗了，生产的需求增长，家庭也需要收入，于是女性开始大量进入职场。战争结束后，女人们留了下来。雇主和立法者这时才意识到，哦，女员工们是要生孩子的。
所以在接下来6，70年代的现代女性运动中，女人们拼命争取的是什么呢？是推动立法，让雇主把因为流产，生产等等对身体的伤害和其他短暂的身体疾病一视同仁，以获得同样待遇；推动政策，阻止雇主因为女员工怀孕，生产就失去工作机会，或者压根从头就无法获得工作机会。
从1984年第一版的家庭雇佣保障法案（FESA）要求26周无薪产假被提出，发生了无数斡旋，游说，斗争。然而一直到今天，美国依然是唯一没有国家规定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全世界这样落后的国家一个手都数得过来。
下图是来自World Policy Center的妈妈有带薪产假，对爸爸有带薪产假和对父母都有带薪产假的世界各种情况比较。美国那两块扎眼的红啊。
所以，看出问题来了没有？女性意识已经进化了几代人，女人们也已经几乎占到职场一半的人数，控制职场的，还是爷爷辈们定下的规矩。
所以我们明白，要改的是规则。然后就有人开始操心了：为了几个当妈的就改规矩，这还不乱套啦，这让公司怎么管理，管理者怎么分配工作，经济怎么发展啊？
经济学家已经说了，公平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不但不矛盾，甚至是起促进作用的。也有大量研究显示了当有更好的工作家庭平衡时，员工表现出更强的组织归属感和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对工作有满足感更高，缺席更少，精神健康和幸福感都获益。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Caitlyn Collins 在用5年时间在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采访了一共135名中产职妈妈，然后写作了Making Motherhood Work:How Women Manage Careers and Caregiving一书，由普林斯顿出版社于今年出版。她的研究发现，职场妈妈的生活难度指数在四个国家有巨大差异。
造成这些差异的，并不是每一个妈妈的个体差异，而是她们所在社会不同的性别，养育，职场文化，和一揽子公共政策，比如职场规则，婴幼儿托管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这些妈妈们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生活世界这个词源自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后来也被广泛应用在社会学研究中。它指的是一个人直接经历的，切身体验的主观世界。
总体来说，在这四个国家中，瑞典的职场妈妈是最幸福的。在这个男女平等已经深入人心，父母共同深度参与育儿，职场文化对父亲和母亲也无区别对待的国家，保障工作家庭平衡的公共政策全面体贴到催人泪下。
这包括：父母双方一共可以获得16个月育儿假；孩子在12岁之前 ，父母可以获得最多一年120天的孩子病假日，家长们也有最高80天病假日；孩子8岁前，父母可以选择每周工作30小时；公立日托机构的高质量全球闻名，学费和父母工资挂钩，但最高也就是160美元；高质量的幼儿教育的成本约9成由国家负担，要知道，这是一个日托教育预算高于国防预算的国家。
德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历史上东西德的划分让两个地区的文化和政策也不同。东德和瑞典更相似，职业妈妈有更多的文化认同，幼儿的日托机构相当普遍，对于重归职场的妈妈工作制度很灵活，爹妈育儿的参与也比较平等。前西德地区，相比之下，则更传统。职场妈妈会面临“乌鸦妈妈”（指把孩子留在巢里，自己飞走追求事业的坏妈妈）这样污名化的指责。
德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妈妈在幼年对孩子的陪伴，妇女产假长达三年，国家提供的幼儿园针对3岁以上孩子。相应的，坚持在孩子小时候就重归职场的西德妇女，相比于瑞典和东德妈妈的理直气壮，会背负更重的压力，职场文化对需要灵活性的妈妈们支持较少。而爸爸和妈妈的角色分工，也更偏向传统的男人挣钱女人养家模式。
意大利的职场妈妈，相比于瑞典和德国，更艰难。虽然政策支持不少，但在执行层面却被可能被用人单位各种伎俩减少或缩短。公立日托也大多招收的是3岁以上的儿童，3岁以下孩子的照料，在父母产假不够和日托机构无法衔接的情况下，很大程度落在奶奶和姥姥身上。
意大利的帅爹们对家务和养娃帮忙有限，但对于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得到姥姥和奶奶支援的妈妈们，生活就比较难，尤其是意大利这些年经济形势不好，妈妈离开职场，少一份收入，就会增加家庭压力。好在意大利妈妈对自己没有过分苛责，爹爹们潇洒的时候，妈妈们也会想法把育儿和家务外包，让自己喘口气。
美国的职场妈妈，在这四个国家中，是最惨的。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对职场妈妈保护政策三无的国家，即没有联邦带薪产假政策，没有任何工作保护措施，也没有全民医保or 社保。在其他国家天经地义享有一年多的带薪产假，你得有幸生活在美国的四个州，才能休息四个月。
美国的公立教育从5岁才开始，到高中结束。幼儿托管和大学教育费用及其高昂。尤其当家里有不止一个孩子的时候，妈妈们必须工作挣钱养孩子。而重返职场的妈妈压力也极大，孩子一旦生病，年假立刻捉襟见肘，并且职场保护政策几乎空白。
而在性别平等，父亲参与育儿的水平也比很多其他发达国家差的远。更雪上加霜的是，媒体宣扬的，却都是女性独立和“你可有拥有一切，你可以自由选择”的论调。结构性的压迫和被挤压的舆论空间让妈妈深受来自他人和自己的苛责。
第一、职场妈妈对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要求和期待很大程度依赖于社会语境。政策能解释一部分职场妈妈的境遇，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包括性别平等，职业女性和母亲角色的含义等都对妈妈们在多大程度上敢于对社会，对政府，对家庭提出要求，对自己的母亲角色的期待都有重要影响。这些，才是公共政策发生的土壤。
第二、当妈妈们发现她们无法达到期待的生活，把责任归咎于谁，取决于她们生活在哪里。瑞典政府主动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德国和意大利妈妈将职场和家庭的矛盾不同程度的归咎于自己的职业野心，政府，和不到位的配套机制。最悲催的美国妈妈，大多把自己当成造成问题的责任方，承受重重的枷锁。
第三、职场妈妈解决矛盾的方式也和社会背景高度相关。瑞典妈妈理所当然的按章办事就行。德国妈妈降低她们的工作野心，从事兼职工作。意大利妈妈除了和德国妈妈一样降级工作强度之外，引入长辈和社会机构共同养娃。美国职场妈妈呢，工作强度调整空间有限，没有长辈的稳定参与，只能支付昂贵的费用请保姆或者送私立幼儿园，而因为自己和孩子的保险都和工作挂钩，也不敢丢了工作。
当然，每个国家的政策都不能直接照搬去另一个国家，政策的土壤是文化。正如《他乡的童年》中的老师，学校，家长，课程，都深深植根于当地特定的文化。但至少那让我们看见，很多我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并非只存在于外太空。
所以妈妈们要承受的只是来自职场的压力么？当然不是，现在我们就要说到另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即存在于女性独立和刻板的家庭分工之间的矛盾。
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的消费市场研究者Ernest Dichter提出消费如果被妥善导向，可以成为一种治疗和自我实现，让家庭主妇获得身份感，目标，和创意。
1945年，Dichter对美国4500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进行了了问卷调查，并发现有三类女性。一种是真正的家庭主妇， 她们高度认同自己的身份，笃信一切都自己做，为自己维持了一个舒适的家而骄傲。第二种是职业女性，她们认为家务是一种低级的劳作，不认为女性的主要位置是在家里的，根本看不上做家务。
这两种女性都不是居家产品的目标客户，而第三类女性，追求平衡的女性，则是理想的买家。她们既要事业，也要持家。从商家的眼光来看，她们代表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因为她们愿意也不得不尝试节省体力的新工具，获得更多自由时间。
因此，Dichter对广告商和商家发出赤裸裸的建议：“让更多女性渴望成为这一类，用广告教育她们，对外和对内是可以平衡的。掌握家政的艺术应该是所有正常女性的目标。”
等等，为什么不是男性群体？男人不用干家务的么？没错，75年前，又是我们爷爷辈的，男人确实是被豁免家务劳动的。那么今天呢？
奥加德教授发现，明明这些舍弃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和多年学术训练的妈妈离开职场是为了更多的陪伴孩子。现实中，她们却不光承担了妈妈的责任，也不知不觉揽下了老妈子的活——做全家的家务和杂事，事无巨细的照顾起了另一个成年人，孩儿爹。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数据，女性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活动的时间是男性的两倍，在美国，则是两点五倍。这还是在过去几十年男性参与家务有了长足进步的前提下的数字。
很多励志文或者畅销书中所鼓吹的是，女性需要主动将男人打造成一个真正的搭档。问题是，孩儿爹早出晚归，工作日见不到人，回家也在处理工作，茁壮成长成为了“周末爸爸”。当年都是朝气蓬勃的职场精英，也都本着相互尊重，男女平等的观念才成了一家人，怎么过着过着就走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上来的呢？
奥加德教授调查的全职妈妈们坦承，尽管在恋爱时很看重性别公平，有孩子之前也确实关系平等，但成为父母之后却无法抑制的滑向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社会学家研究也发现，家务劳动的分工随着孩子到来，会产生迁移。
在今天的社会，二人世界时夫妻两人常常有意识的公平分配或者分享家务，一起做饭洗碗也是一种乐趣。但当有了孩子，妈妈离开工作，爸爸依然上班。随着妈妈留在家中的时间明显变长，全面照顾起孩子的同时，自然也就做起了更多家务。这样的转变常常是无意识的。而当妈妈产假结束，或者孩子逐渐长大需要较少的生活照顾之后，夫妻双方都会继续期待妻子做更多家务。
然而坦诚的认识和接受到丈夫所做的家庭角色少之又少，对很多居家妈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挣钱养家是一个自己“无法继续”却又如此重要的事情。曾经在职场受到的委屈挫败，让妈妈们对自己至少能退回家庭心怀感激并努力维护丈夫。
比如虽然丈夫只是偶尔下厨，时不时遛狗，节假日负责BBQ，但却被认为做了很多，能力优秀。很常见的是，丈夫下厨被视作一种和节日，美食，厨艺相关的高级技能。而女性日复一日一身油烟的把饭菜在固定时间放上餐桌，不过为了满足生存所需。 说起做饭的时候，人们还是觉得男人才是真正技术高超的大厨。
当然，男人挣钱养家同样压力山大，但是和承担大部分家庭劳动的女性相比而言，核心区别在于：职场中的努力和压力，付出是有非常现实的回报的。无论是、工资、职位，还是价值感成就感，今天社会衡量成功和给一个人的标价的时候几乎只看他的职业成就。
而女性照顾他人，全年无休的劳动则是隐形的。只要不上班救没有工资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基本生存保障，全面仰赖他人供养。而这个维持家庭运转，养育后代的工作的价值可能也就在母亲节才能被承认一下。在一些国家，妈妈在家庭中的劳动得不到合理考量，很多女性在成为妈妈以后就不敢去想“离婚”这个选项了。
随着母亲在养育中的重要性在今天的舆论中不断被放大的同时，社会评价一个人的“成功”则依然是以职业成就，收入高低，社会地位等等来衡量的。母职依然被广泛看成自然的天职或义务。
带着一身在学校和职场习得的技能回到家，女性们常常会把这些技能用于管理家庭这个小组织，当上家庭CEO。既然是CEO, 就需要带出业绩，而全职妈妈的业绩，自然是她的孩子。并且自然的成为一个密集养育的母亲，卯足力气，把一身专业技能和竞争野心都重新释放在养孩子之上。孩子的性格品质兴趣爱好视野全都要培养。孩子，逐渐成了她们世界的唯一，“妈妈”也就成了唯一的身份。
为了让孩子的教育获得高回报，保住现在家庭的阶级地位，最好可以向上攀爬，妈妈们不断投资时间精力。不光要把自己的一身技艺，思想，学习方法传授给孩子，那些曾经的野心和精力也换了个方向得到了释放。就像从高级财务总管回归家庭的Sara讲的一样：“竞争从未停下，只是换了另一个跑道。”
这些妈妈，不但面临业绩，也即孩子获得成绩的压力，也要面对社会对她们养育方式的批判，更有来自孩子的压力。奥加德教授的研究中，很多妈妈都接到过孩子抛来的 “为什么别的妈妈穿着职业装很厉害的样子，你却一天到晚呆在家里不用上班？”为了孩子放弃拼搏了几十年的事业，到头来却成了孩子眼里“什么都不做”的大闲人？比起全世界给的误解和质疑，孩子的这一份最让人想哭。
而当Orgad问这些妈妈“当孩子长大以后，你有什么计划？”的时候，也往往收获长时间的沉默。就像Betty Friedan半个世纪前研究发现的一样，全职妈妈们共有一种对更广阔的世界的渴求，她们渴望通过和社会的连接，而非断裂，来找回自己的世界。
女性主义发展了三代人，职场规则和性别文化还停留在爷爷的时代，导致妈妈们被职场困境和家庭困境双重挤压。然而，真正煎熬内心的，是我们把公共叙事内化为对自己的期待，又把无法达到这种虚妄的期待归咎为是自己的问题，并且想通过改变自己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为什么文化，媒体，公共政策那么重要？因为这些公共叙事构建的是一种想象力，一种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应该是怎样的角色创造。当西方80年代的电视，杂志上洋溢着女性可以平衡家庭和事业，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想你就能有；当今天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那些家庭、事业、马甲线应有尽有的超级妈妈；当桑德伯格用她畅销全球的 Lean in 告知女性要自信，要迎难而上。这些论调看似励志，实则无视结构性因素。
这些形象，这些“人设”，这些声音，都在共同构建一种妈妈身份的范式，一种在无意识间就深深植入人们脑中的参照标准，一种对“成功女性”的定义，一种不但可能，而且应该的范本。当你活得不符合这个定义，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你就是失败的。而如果我们把女性的“成功”都归功于个体的努力，那当我们做不到了，失败了，也就只能归罪于自己。
奥加德采访的妈妈的叙述中， 社会的影响，建构，无处不在又深入骨髓，但她的采访对象们却少有把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结构性的原因联系起来的。女性们把自己在职场做不到全力投入，或者没能给孩子做饭，看孩子演出，陪孩子过生日，归咎为自己还不够有能力，不够努力，没有野心。却完全忽视了，职场规则的制定完全落后于社会发展，制度的不合理为同时当好妈妈和优秀员工设置了重重障碍。
比如Louise就是一个相信只要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就可以柳暗花明的妈妈。然而当她终于因为心脏累出了问题，在和老板请过假的前提下去看病，却被上司批评为不职业。那一瞬间她终于决定放弃，但哪怕如此，她依然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狠呢？因为：“有其他妈妈可以做到啊。”但是当Orgad教授让她举出具体的例子的时候，她却发现答不上来。那么其他妈妈存在么？是谁呢？还是那只是一个被公共叙事构建出来，悄悄钻进每一个妈妈脑中的一些角色而已。
斯劳特说过：“职业女性的选择比男人们要难得多。很多时候，你觉得如果自己能呆在家里或者亲自出席一些家庭活动，会让全家人都开心。而如果你正在参加一场会议，完全脱不了身，或者正在深夜加班，你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为了事业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而更像是为了成全自己的职业抱负，而毁了你所爱的人的幸福。”
将社会问题转嫁成个人问题陷阱防不慎防，和有无数人为制造的认知误区有关。比如很多人声称女性天生更擅长处理多任务，天然更会照顾人，更合作，也更少有竞争的野心。 这些主张被广泛接受，应用，却并未得到充分的科学支持，近来更是一再被研究否定。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很多关于两性的特征并不是生理性的，而是后天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构建出来的。
又比如说，女性的愤怒就像男性的悲伤一样不被待见。当女性为不公平对待感到愤怒时，来自家人，朋友，甚至其他职场女性的建议往往是：这些困难和痛苦是正常的， 不可避免的，是需要她们控制和克服的。
而今年来兴起的心理疗愈，个人成长产业，也大多以女性作为目标客户，倡导平静、喜悦、积极能量，妈妈们被期待滋养自己并滋养家庭，通过改变自己，让全家更幸福。
无论是把女性缺乏信心，野心描述成一种问题，或强调女性对人生的目标和渴望天生就和男人不一样，又或者把矛头指向女性容易情绪化，需要控制自己的焦虑，这都是在告诉人们，在职场和家庭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和解决方式都是停留在个人层面的。
这种把一切成败归结为个人因素的思路极大的误导了认知。没有人可以脱离于社会存在，没有人的成功百分百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也没有人经历的痛苦和她所在的环境毫不相关。
我们常说，让人痛苦的是期待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当公共叙事让人觉得女性应该做一切想做的，应该有野心，但现实却是从国家到单位到家庭，都没有提供匹配的资源，只有陈旧的制度和文化，这样的期待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当然让人痛苦。而把这种痛苦放大的，是我们把这样的差距归罪于自己，把无法弥合这样的撕裂，化解这样的痛苦，转化成更高层次的自我审判。
不但如此，忽视结构性的矛盾，片面强调个人问题，除了让自己在泥沼里越陷越深之外还会造成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看不到每一个他人和我们处于同样的制度矛盾之下，而把每一个她所经历的困境看成她的个人问题，于是无限细分出不同类型的妈妈，走上鄙视链的不归路。
妈妈群里经常发生因为是不是喂喂母乳，亲喂，喂多久，是不是睡眠训练，怎么训练，几岁送日托，怎样的日托种种理念争执，拉黑，退群的事情。乐此不疲的加入一次次评判的背后，也许当看到其他妈妈能力和知识上的不足，能让我们对自己多一点确认和信心。无论是否有这样的心理，在评判其他妈妈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在评判自己。而这样的心理，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见结构只见个人的思路造成的。
这里的特权超越了政治或经济范畴，提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成长在幸福有爱的家庭，被赋予了充足的安全感和积极乐观的性格；比如生活在一个发达，开放，平等的社会，承受较少的歧视，心态更放松；又比如受过更好的教育，会说英语，没有残疾，精神健康，甚至是异性恋，都有可能让你的生活比另一个群体简单一些。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有特权，只是有些人拥有的更多，有些人较少。
设计了陌生人情景实验，提出婴儿三种依恋类型的心理学家Mary Ainsworth早在1926年在乌干达对26个婴儿进行了一年的跟踪观察，并发现了一岁时不同婴儿的表现和妈妈对待他们的不同方式有关。而Ainsworth教授继续指出，这些妈妈们的表现和她们的健康状况，需要承担的劳动强度、家庭关系、丈夫如何对待他们等诸多因素都相关。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妈妈如何对待孩子，很大程度上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在妈妈身上的后果，而不是她的个人选择。
当我们认识到每一个妈妈都是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大框架和家庭，单位，社区的小框架下；可支配的经济，人力资源各不相同，就会发现很少人拥有丰富的选择，大部分的选项非常有限，一些人甚至没有选择空间，而每个妈妈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了最大的力量。
比如说，如果你有双方老人轮流帮忙带娃，或家境较好可以支付高昂的人力支援，当你有尊重支持你的老公，投入带娃的爸爸，对母亲更有好的职场环境或社会环境，甚至更容易瘦下来的体质，所有这些，对于另一些妈妈而言，都意味着更多选择，更少压力，和更大喘息空间，或者说，更多特权。
吊诡的是，特权常常并不被拥有者看见。意识到自己的特权，已经会让人感觉不自在。人们希望自己过得好，懂得多是因为自己聪明，能力优秀，做了正确的选择，而不愿面对是爹妈扶持，出生大都市，甚至高加索人种等外在因素的贡献。
特权让人们获得不同的物质条件，社会地位，但更隐形又深刻的，是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世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对生活产生不同的解释和态度，甚至习得不同的品质。
一方面，当清楚的看到自己拥有了哪些特权，别人又没有哪些，就会少很多“应然”，多一些对差异性的接受，看到她人所经历的挣扎，放下每个人都应该怎么做的狭隘思维，少一些觉得他人行为的不可理喻。当我们评价不同养育风格评价，和提出建议的时候，也能更多考虑具体的语境，谨慎评价，多多理解和支持。
当我们清楚自己站在今天的位置，持有怎样的态度是和自己所拥有的特权紧密相关，可以更了解层层装扮之下真实的自己。如果无视一切自己的特权，我们可能骄傲的以为拥有的一切，无论是名校毕业，世界50强就职，或是了解最前沿的科学育儿知识，轻松绕过所有谣言的坑百分百是因为自己努力，聪明，优秀。 而那些简历平平，生活平庸，土法育儿的家长，只是因为她们不够优秀，三不五时要交智商税，甚至不配当父母。这样的理直气壮，强大自信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过于片面。
另一个方面，看到他人拥有哪些特权而自己没有，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她们看上去的光鲜洒脱，少一些比较和自责，多一些踏实和满足。
最被妈妈们羡慕的，就是那些have it all的妈妈们，她们事业家庭双丰收，时间管理，夫妻关系，隔代育儿，STEM启蒙统统在行。她们的朋友圈是全家出门度假的碧海蓝天，和“不经意间“晒出的马甲线。大V们把自己活成了广告牌，开开心心的加入固化“成功女性”定义的阵营，让妈妈们打着鸡血告诉自己：我没做到，只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
且不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会选择性披露生活，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她人想让我们看到的部分生活。她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更开放公平的社会，有更支持尊重自己的丈夫，无需供养照顾的父母，相对富足无忧的生活等等。所有这些，都让妈妈更少一点压力，多一点空间。更全面的看到这些，也许可以少一点盲目的比较，更加理解和接受自己的样子。
社会学家向来不擅长给具体的行动建议。八年前，我在读了一个学期的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米尔斯、福柯等等让我晕头转向又洗心革面的文章后，鼓足勇气问教授：“这学期文章读的好压抑，所以社会学家告诉人们该如何解决这么多问题么？”
老师仁慈的看着我说：“社会学家的责任在于发现结构性的问题，从而解释社会，也理解系统中的个体。但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社会学者的任务“
是啊，这些长年存在的文化、制度、社会问题，岂是某一个学科就能解决的呢？然而，哪有什么一蹴而就的变革呢？意义重大的变化背后，都是很多很多的人，和很长很长的等待啊。所以我们总想做点什么，也能做点什么。
看见社会的，结构性的因素在我们的生活、认知、情绪中起到的巨大的作用。看见那些背景中，地面下，媒体呈现的画面和文字后面隐形却切实塑造了我们的“选择”的力量。
看见每一个妈妈，认识到每个个体之所以是那个样子，之所以有那样的行为背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看见妈妈的养育选择，呈现的状态，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尝试理解海淀妈妈、顺义妈妈、帝都妈妈、硅谷妈妈、高管妈妈、海外陪读妈妈、职场妈妈或全职妈妈、县城妈妈或留守儿童妈妈各自的“不可理喻”。
看见女性的梦想和野心，看见她们为养育孩子转换的轨道，割舍的更多可能性，也看见腐朽的职场规则，流行文化制造出的虚假承诺，被消费主义收编的女性力量，和还在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中原地踏步的父亲。同样也看到，男性这样的表现也是结构性因素参与打造的作品，他们本身也是刻板的性别角色分配的受害者。 就像The Boy Crisis的作者Farrel 和Gray 在书中说的那句：当一个性别赢了，两个性别就都输了。
在奥加德教授的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有这样的叙述：如果有后悔，那就是我没有进行那个对话，那个和自己，和丈夫， 和职场伙伴进行的关于我想要什么的对话。
我们的失望，委屈，艰辛，需要被表达。愤怒需要被释放，尽管这是女性最不被允许，最被污名化的一种情绪。我们被教育要顺从，要按规矩办事，要照顾他人情绪，调整管理自己的情绪, 于是所有人都沉默。只有让更多声音被听见， 更多人参与对话，真实的养育才被更多人了解， 妈妈们真正需要的才有可能被满足。
而妈妈的家庭困境更是需要让爸爸知道。要知道，很多爸爸在家务中的缺席，也是因为他们“没看见”。再过去的几年里，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和在在爹谈论/争论过家里的任务分配。
在在爹是一个超级温和，善良，乐于付出的人，但也在当了爹之后难逃社会化过程对他的定型。我有过失望，愤怒，有过沟通，更有情绪宣泄。当我掰着手指算给他听，一个在异乡生活的三口之家需要多少体力和情绪劳动的投入才能顺利运转。在他伸手就有卷纸抽纸厨房纸，拿起水杯就有开水凉水，打开抽屉永远有干净袜子的这些方便背后，是另一个家庭成员持续付出的时间，脑力，情绪和劳动。
一个被无比勤劳善良宽厚的妈妈养大的男生是无法知道这些家庭生活的真相的。所以我有告诉他的责任，我常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错，你也是这种文化的结果，但我们只能从个人开始改变。当我看见，说出来，他也看见，我们的家庭角色也就越来越公平。
尽管奥加德教授采访的妈妈们都提出了渴望表达，但她也发现很多女性没有资源和工具去进行这样的对话。如果这群有过优质教育，曾经是职场女强人的伦敦中产妈妈都没有能力去表达她们的欲望，那对其他女性而言只怕是会更难。
当人们都急着比较，评价，表态，当我们连自己的情绪，感受都不允许自己缓缓体会，坦然接受，谁还有这个耐心，慈悲和能力去好好听另一个人说话呢。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妈妈，放下对自己的严苛的要求，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我是个挺好的妈妈；如果你是一个爸爸，抱抱你的妻子，问问她过的如何，你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支持她；如果你有朋友是妈妈，和她们聊聊天，吐吐槽，相互陪伴，支持。
花一个多月写这篇文章，不是说我们要推卸个人的责任，不用自我成长。我们公号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多拥抱自我成长啊哈哈哈哈。但这不能掩盖只看到个体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人活在真空里，如果我们只顾着埋头自省，只看到个体，就会忽略了我们所在的系统时刻都在雕塑个体，建构经历。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一些通过个人努力是可以改变的，另一些则需要结构性的改变。如果没有看见后者，一心只想通过个体改变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那可能只是一场徒劳。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脑中只有看到个体的眼光和只有分析个体的思路，那几十年后，我们的儿女所在的世界，可能和现在并没有多大区别，毕竟，女性独立，做自己这样的论调已经广泛存在一两代人了。
在《回归家庭？》中，作者采访的所有妈妈无一例外都希望她们的孩子生活在更加性别公平的世界，不再经历她们所正经历的偏见，不公。她们也极尽全力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护送孩子走入职场。
但同时，妈妈们也提到希望女儿可以兼顾家庭，在必要的时候妥协野心和梦想。当我们对社会建构无意识，哪怕把个体因素推到极致，依然可能会在结构性的障碍面前败下阵来。
本书所有妇女自述共同传达的诉求，便是解除那些强大的文化幻想和规范的约束，回归和发掘她们埋在心底的愿望，将公共和私人领域都改造成令她们安心实现愿望的场所。这一诉求希望容许抱怨，并将它去私人化，“直到她不再向它屈服”，直到她能安心地表达愤怒，并要求建成更完善的社会体系，在职场和家庭中实现长久的、迟来的平等。
标签： #女性主义一路高歌妈妈的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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