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回顾可以看出， 所谓天皇、地皇、人皇的“三皇”传说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起源三个阶段，中国食物历史变迁大体形成了这样一些历史脉络， 经历了从茹毛饮血（生食-熟食，燧人氏）、播种百谷（采集渔猎-农耕，伏羲、神农） 、五谷六畜（农牧并举）、南稻北麦（农主牧辅），到今天农牧并进的历史进程。
因为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特色，因此很多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农民不思进取，自我封闭。 这实际上是以今天的标准看待既往的世界。我们今天吃的西瓜不是来自西方，而是原产非洲；南瓜也非来自南方，而是原产美洲； 辣椒成为四川、湖南人的美食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中国“三大粮食作物”中有两种（小麦和玉米）来自域外，“五大油料作物”中有三种（花生、芝麻、向日葵）来自域外。诸多历史事实表明，中华农业文明是一个多元交汇的文明，中国农民不仅乐于接受新事物，而且善于改良和创新。
中外农业交流大多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大体可分为3-4个高峰。秦汉和魏晋时期，中外农业交流大多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自西北引进的居多，因此异域作物多冠以“胡”字，如胡服、胡琴、胡椒、胡麻（芝麻）、胡荽、胡瓜（黄瓜）、胡豆（蚕豆、豌豆），当然也有葡萄、苜蓿、石榴等。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引进作物则多用“海”字，如海棠、海枣、海芋、海桐花等。宋元明时期则多冠以“番”字，如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西番菊（向日葵）等。清代从海路传入的多用“洋”字前缀，如洋芋、洋葱、洋白菜、洋槐、洋姜，等等。
与秦汉、隋唐和宋元不同，明清时期传入的作物中除瓜果、蔬菜外还有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重要粮食作物。由于它们高产、耐瘠、耐寒，一些边远苦寒山区和边际土地得以开发利用，扩展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地域空间和时间配置， 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如番薯，适应性强，无地不宜，“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 。17世纪初， 江南水患，五谷不收，饥民流离。 徐光启从福建引番薯在上海、江苏推广，起到了很好的救荒作用。 民国时期，美洲作物的产量差不多占据了中国粮食总产的10%，在东北、西南等地区则超过20%。
中国人口在西汉时期已接近6000万。然而，此后的1500年中，起起伏伏，升升降降，到明初人口仍然只有6000多万。 从明朝中期开始，人口开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快速而稳定的增长，到清末已超过4亿。迟至182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32.4%）。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没有现代科技， 也没有现代工业，中国经济主体仍然是农业。那么，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农业增长呢？应该说， 多熟种植等传统集约农业措施及高产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是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回顾可以看出， 所谓天皇、地皇、人皇的“三皇”传说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起源三个阶段，中国食物历史变迁大体形成了这样一些历史脉络， 经历了从茹毛饮血（生食-熟食，燧人氏）、播种百谷（采集渔猎-农耕，伏羲、神农） 、五谷六畜（农牧并举）、南稻北麦（农主牧辅），到今天农牧并进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食物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 1、寻求充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是人们生存的第一要务（农牧业的发明；粟、麦、稻相对地位的变化；“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杂交水稻的发展以及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2、作物种类、空间和时间的差异配置较好地抵御了毁灭性自然灾害，让中华民族拥有更强的承受力，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稻麦生产体系的互补；玉米、红薯、马铃薯的救饥和救荒作用）； 3、以吃得更营养、更丰富作为发展动力（粟、麦、玉米相对地位的变化， 2010年玉米已经取代稻作和小麦成为中国第一大作物， 但70%用于畜牧和家禽饲料），从“以粮为纲”到农牧并举（牧业产值由1952年的11%提升至2015年的48%）， 从“丰产高产”到“优质高效”，从“工业农业”到“有机农业”、“生态农业”； 4、南北交流、汉少融合、东西交汇是丰富中国食物原料重要推力（南方农业与北方农业的交融；汉民族农业与少数民族农业交融；中国农业与国外农业的交融）。
中国食物原料种类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继而由少渐多的发展过程。农耕畜牧的发明以及现代石油农业规模生产，使得人类逐渐减少对自然的依赖，越来越专注于少数农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中外农业交流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又不断丰富人们的食物选择。
因为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 我们拥有了更高的农业生产能力（2015年中国粮食单产5483kg/h,较1950年增长了5倍）；有了更多的食物选择，但人类需要在规模效益和食品安全及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寻求平衡。
目前中国食物供给面临多方面的挑战：1、因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竞争，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中国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1930年，中国大豆仍占世界总产的90%， 但从2006年开始，中国由大豆出口国变为大豆进口国。目前中国每年进口大豆7000-8000万吨， 占中国粮食总进口的70%以上。2、农业生产环境遭遇多重污染（重金属污染耕地2000万公顷，占耕地面积1/6；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最大面源污染源）。3、食物安全面临的多重风险(化肥、农药、管理等)。中国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8%， 然而，中国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却占世界总量的35%（2015），并且其有效利用率不到30%。中国农药年均使用量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但仅有0.1%作用于目标病虫，99.9%的农药进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土壤重金属、激素的有机污染。人们经常感叹，为何与儿时相比，现在果不那么香、瓜不那么甜、菜没有了过去的味道了呢！1950年代东北黑土层有80-100厘米，目前降至20-40厘米。形成1厘米黑土需要400年，形成1米需要4万年。作物生产环境的退化令人担忧。
中国食物的历史变迁告诉我们，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成书于两千年前的《吕氏春秋》就指出: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农业发展离不开天、地、人的共同作用。 要保障食物安全， 必须“道法自然”。 正如中国古代农圣贾思勰所言：“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成功多。 任情反道， 则劳而无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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