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政治传播既是国际舆论场的热点与焦点，也是国内舆论场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影响力量。当代国际政治传播呈现出反民主化格局更加明显，武器化特征更加突出，技术化因素更加重要，情绪化倾向更加强烈的新趋势。透过基本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可以深刻把握当前国际政治传播行为的深层次规律，通过建构国际政治传播的“另一种声音”、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发挥当代青年的传播力量等方式，可以提升中国舆论场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参与度和引导力。
大变局下的中国舆论场形成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国际舆论场和国内舆论场高度融合，任何可以搅动国内舆论场的国内事件基本上也都可以迅速在国际舆论场引发反应，再进一步影响国内舆论场，同样，国际事件也可以成为国内舆论场的热点，国际国内舆论场的融合性与互动性愈发明显；二是政治性话题在中国舆论场话题中居于焦点位置，不论是国内社会治理，还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冲突，都会迅速引发舆论场热议，且舆论场中的立场性、情绪性愈发明显，立场划线往往重于真相探究，事实传播往往让位于情绪传播。由此可以看出，当代中国舆论场是全球舆论场的有机组成，国际政治传播对中国舆论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因此，分析当代国际政治传播的新趋势，可以为认识中国舆论场的变化和治理提供有针对性的视角。
在全球化与全媒体时代，国际政治传播始终是全球传播的热点与焦点，随着媒介化政治、媒介化社会的出现，国际政治传播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国际政治行为中的主导性行为之一，换言之，原本是传播国际政治行为的国际政治传播，自身成为了国际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乃至关键手段。正是这种“传播行为的政治化”与“国际政治的传播化”，导致国际政治传播愈发背离传播的伦理性、专业性，成为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舆论战的工具。而社交媒体的个人化、平台化与去中心化、去管制化又加剧了这一工具的效应。总的来看，当代国际政治传播呈现以下几个突出新趋势：
趋势之一：反民主化格局更加明显。这一趋势具体表现为，国际舆论场上只允许存在一种主流声音，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体优势、平台优势，联合起来，一家独大，不允许别人发言，“禁言”成为当代国际传播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其理由仅仅因为立场对立。“同质化驱动下的政治传播”的特征使得非西方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的冲突中，由于技术劣势、平台劣势、资本劣势等，处于被压制的舆论劣势地位。在传统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中，新闻自由、传播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在当代国际政治传播中，为了政治目的，基于政治立场，可以理直气壮地压制乃至禁止不同声音，起先是将对立国家传播主体标签化、污名化，之后是根据内容立场禁止相关内容传播，最终甚至基于身份禁止发声。值得重视的是，少数垄断性社交媒体平台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还宣称自己只是科技公司不是新闻媒体，不对舆论场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而在近几年的国际政治事件中，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毫不掩饰地站到了舆论战的前台，成为所在国家实现政治利益的有力工具。少数强势国家政府与大资本联手控制国际政治传播平台，主导国际政治传播格局，以单一价值观及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打压多样价值观和多样化声音，“价值围攻”与“信息过滤”日益突出，国际舆论场中的民主力量受到严重限制。
趋势之二：武器化特征更加突出。在当前国际政治领域舆论战的背景下，信息传播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挖掘和追寻事实真相，而是为了在国际政治竞争、斗争中取得胜利，获得最大化的国家利益。这导致当前国际政治传播呈现出“胜负观驱动下的信息制造”的特征，是制造信息而不是发现信息，是制造“信息武器”来打击对手而不是理性对线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上代表20余个国家作共同发言，对一些国家出于政治目的，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打着人权幌子对别国进行诬蔑抹黑表示关切，呼吁各方共同反对和虚假信息。①值得重视的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形成了一种恶性的虚假信息散布流程，即个别官员爆料新闻媒体炒作社交媒体发酵政府机构背书，更可怕的是，只要谎言获得相信，成为舆论场的主导声音，就可以据此打击对手。当虚假信息成为所谓普遍共识，就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武器，成为国际政治决策的依据。
趋势之三：技术化因素更加重要。在智能时代，传播方式已不同以往，不再单纯依靠人为主体开展传播，社交机器人、算法技术等正在网络传播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基于先进的情感特征、互动行为的社交机器人能够“以假乱真”地参与舆论场中的内容建构，基于特定算法的信息筛选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倾向，“数字化驱动下的舆论引导”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传播中的特征。研究发现表明，社交机器人被用于国际舆论场上的政治角逐，以期营造对中国的负面舆论。②可以说，传播技术在形塑当代大众关于国际政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中，已经成了某种具有导向性力量的因素，尽管社交媒体机器人的发言数量还未成为多数，但其导向性、精准性、整齐性可以引导舆论场中“沉默的大多数”，更重要的是，这些机器人可以成为单一主体的操纵对象。在当代国际政治传播中，技术的非中立性愈发明显，技术即政治，在当代国际政治传播中，没有技术的平衡，就没有舆论的平衡。
趋势之四：情绪化倾向更加强烈。在当代国际政治舆论场中，情感因素愈发成为影响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民众们似乎不再关心事情的是非曲直和真相，而是关注情感的共鸣。“情绪就是政治。”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冲突事件中，对于冲突的双方，民众大多具有先决的喜好，因此对自己认同一方的有利信息会给予更多信任和传播。另一方面，对于距离自身遥远的国际政治事件，人们很难获得一手真相，只能通过媒体信息来了解，而看到的往往则是自己希望看到的。由此，国际政治舆论场的信息固化、情感极化、社会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极大损害了社会和谐乃至家庭和谐。“价值观驱动的情绪对立”的特征愈发明显，非敌即友，非黑即白，这种强烈的对立情绪，激化了各国民众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冲击和对立，模糊了公共事件的本来面目，使得当前的国际政治传播面临更加扑朔迷离的复杂局面。更要警惕的是，网民情绪的扩散裹挟了社会民意进而干扰了政治决策，让理性处理国际政治纷争越来越困难。
国际政治传播呈现的这些新趋势不是突然间形成的，而是长期累积的，是自“二战”以来国际政治秩序变化在全媒体传播时代的体现，分析当前的这些趋势，有一些基本的新闻传播学理论视角。通过这些理论来观察，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当前国际政治传播行为的深层次规律。
视角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国际传播秩序失衡。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传播行为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经济构架。从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普及以来，任何社会的传播行为都不是简单取决于技术与媒介的，而是取决于使用技术与媒介的观念、制度与利益主体。从国际传播秩序来看，由于“二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占据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进而形成了语言优势、文化优势与传播优势，传播成为掌控国际政治格局的“非军事”力量。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迈思提出：“自大众传播出现以后，帝国的控制可能并正以一种更简单、更平和的方式出现，它主要借助由核心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军事力量支持的意识工业完成其文化统治。”③这一论断揭示了当时的国际政治传播特征，也解释了当代的国际政治传播格局，即传播作为少数国家实现全球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在越来越发达的媒体技术支持下，在全球意识形态博弈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达拉斯斯迈思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本质上就是依赖电子传播的体系。广义上说，传播的净流量主要从核心地带流向边缘国家。其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产物的流向却是从边缘国家流向核心地带。”④在他看来，加拿大虽说是发达国家，但却依附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具依附性的发达国家”。这些分析说明，从世界范围看，边缘国家与核心地带国家间存在信息流的单向“逆差”，从核心地带国家内部看，也是明显的一国独大，这就准确解释了当代国际政治传播高度集中性的导向。
随着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核心地带国家对传播技术的控制越来越重视，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卫星通信技术等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基于这些技术优势带来的传播优势在各种当代国际政治冲突中扮演着愈发突出的角色。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出，传播技术国际分布的失衡，决定了国际传播秩序的失衡。
视角之二：媒介化政治与幻象政治。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与信息化社会的出现，传播媒介在当代政治中的作用愈发显著，不论政治选举还是政治革命乃至军事战争，都以发动媒介造成舆论作为依托。在国际政治中，传播媒介的作用更是无以替代，动员国内民众支持本国政府政策，形成国际舆论支持本国主张，进而影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支持本国主张的各种决定。媒介化政治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特征，因而新闻舆论引导成为治国理政的关键性能力，成为国际政治的战略性手段。
美国在媒介化政治实践与理论方面提供了许多可供研究的案例和理论。美国学者兰斯班尼特在《新闻：幻象的政治》一书中谈到：“新闻中政治世界的形象可以自我应验成为现实，这很可悲。利用遥远世界的敌人的可怕形象就能掀起一场战争或军事干预（比如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事后回望才觉得值得三思。”⑤在兰斯班尼特看来，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全面展示了政府如何把战争的概念灌输给媒体，继而传递给其他政治人物和美国公众的过程”。在战争中，“争夺新闻形象控制权的斗争才是最重要的”。其结果是，“在政府对媒体严格管控的2003年，69%的人相信伊拉克与911事件至少有某种联系”。事实却是，“美国士兵把伊拉克翻了个遍，也没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⑥可即便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伊拉克战争是媒介化政治主导的战争幻象，但又如何呢？一切反思性讨论只停留在论文中、书本中、课堂中，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畸形现象在当代国际政治传播中依然不断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在政治传播领域，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一个“受害者价值”理论，即同样是面临暴力冲突、灾害、疾病等痛苦境遇，有价值的受害者指的是那些与报道者价值观或利益一致的受害者，无价值的受害者指的是那些与报道者价值观或利益不一致的受害者，前者就会成为报道对象，在新闻传播中得到最大限度地展现，后者的受关注度就很有限乃至会被忽略。这种现象在当代国际政治冲突的传播中，已经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同样是军事冲突，欧洲地区的受害者就远比中东地区、非洲地区的受害者更受到关注。如果说在国际政治中常常是“丛林法则”，强者会基于自身利益欺凌弱者，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常常是“探照灯法则”，少数国家强势媒体的“灯光”只会照到有价值的受害者身上，而对无价值的受害者则不屑一顾。随着全球化与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少数国家强势媒体成为全球社交媒体的主要信息源，垄断型社交媒体平台又关闭了不同角度的个体性“光源”，这些都最大限度放大了单一“探照灯”的亮度，导致强者可以凭借传播优势更加为所欲为地制造幻象政治与扭曲世界图景。
视角之三：后真相时代与高质量新闻缺失。“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成为英国《牛津词典》2016年世界年度热词，当年的“英国脱欧”与“美国大选”是最具冲击力的政治事件与极具争议性的新闻事件，成为直接诱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新闻与真相脱离”这一问题愈发突出，在政治传播领域颠覆性影响愈发显著，换言之，在全媒体环境中，虚假新闻越来越多，事实真相越来越少，所谓“后真相”，实质是“伪真相”“无真相”，“信息欺骗”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挑战。从各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来看，“事实核查”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热门话题，而国际上也出现了许多民间的事实核查机构。
尽管“新闻与真相脱离”的问题引发了全球学界、业界、政界的重视，但显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根据《2022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民众对虚假新闻的担忧上升到历史新高，针对全球27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在回答是否同意“我担心虚假信息或假新闻被当做武器使用”的说法时，76%的受访者表示认同，其中比例最高的认同来自西班牙，达到84%，最低的来自荷兰也达到63%，中国的受访者中80%认同此说法。⑦
分析后真相时代的出现，从微观上看，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媒介技术原因，社交媒体的全球流行和主导地位凸显了个人化传播，算法技术的迎合与诱导进一步强化了基于个人喜好的信息偏向；另一方面是传播行为原因，民众更愿意接受来自小圈层的信息而不是权威媒体的信息，更愿意自主性地传播信息而不愿受到监管，在社交媒体传播中，为了自我保护，“沉默螺旋”“寒蝉效应”进一步加剧，“过滤气泡”进一步凸显。形成悖论的是，民众在追逐个人信息权利的自由过程中正在丧失个人信息权利的实质，即拥有高质量信息的可能性。
有学者认为：“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后真相的兴起也标志着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到来。”⑧当然，要看到的是，“后西方、后秩序”的到来还在进程中，目前依然是由“西方社交媒体”“西方秩序”在主导国际舆论生态。缺乏真实性与建设性的高质量新闻的稀缺，成为当代国际传播特别是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根本问题。
当代中国舆论场是当代国际舆论场的重要组成，这种重要性随着当代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提升愈发重要，这在当前许多国际政治冲突中不断得到体现，即许多国际冲突方都要在中国舆论场主动发声。为此，要积极提升中国舆论场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参与度和引导力，如同中国经济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般，中国舆论场也要努力成为稳定国际舆论场的重要力量。
途径之一：积极建构国际政治传播的“另一种声音”。首先，中国媒体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事件的全球传播。确保在国际事件的第一现场发出中国声音，获得一手事实来引导舆论场。新闻姓“新”，具有事实依据的一手信息永远是国际舆论场中最具引导力的高质量新闻，可以产生“第一引导力”。
其次，国内媒体要避免成为西方媒体的传声筒。要避免西方化的国际政治传播内容主导国内舆论场，防止国内媒体不加鉴别地二次传播西方媒体信源。对于国内舆论场中关注的国际政治事件，要有中国自己的声音，要有非西方视角的不同声音，形成基于事实与理性开展对话和讨论的舆论氛围。
再次，在开展国际政治传播中，要注意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传播观，既关注非西方的第三世界传播力量，也关注非英美的西方国家媒体，真正做到基于多样化世界的全球传播。事实上，构建基于全球南方力量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是当代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应该积极发挥全球领导力的重要着力点。
途径之二：积极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与社会行为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行为中旗帜鲜明地开展价值观外交，搭建价值观联盟，通过价值观划线，价值观驱动的政治行为愈发成为普遍现象。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民众也越来越把价值观作为个人行为的标准。根据《2022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在中国的受访者中，90%的人购买和推荐价值观相合的产品，89%的人选择价值观相合的雇主就业，86%的人选择价值观相合的标的投资。⑨可以看出，在当代国人的行为选择中，功能性、实用性等因素已经不是唯一的主导因素，情感性、信仰性等因素日益重要。
价值观是信息内容的灵魂。要积极引导中国舆论场乃至国际舆论场，信息内容中深层次的价值观因素要鲜明而稳定，换言之，在舆论交锋中，嗓门大、态度凶并不能占据真正的优势，没有价值观的信息要想发挥深刻的舆论引导作用是很难的。因此，以基于共同价值观的高质量新闻来引导舆论成为有效法则。事实上，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讲求“义利之辨”与“人本”“民本”的价值传统，道义是高于利益的，和平是高于暴力的，要把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深植于舆论引导的信息选择中。特别是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的和平主义价值观与一些西方强权国家奉行的霸权主义、军事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是形成鲜明对比的。对此，要理直气壮地、持之以恒地进行传播。不论在国内舆论场还是国际舆论斗争中，都要力争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性力量、积极性角色确定下来。
途径之三：积极发挥当代青年的传播力量。当代中国青年是可以平视世界的一代人，对中国与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其自信感是内生的、坚定的；也是有能力与世界对话的一代人，不论是创意能力还是语言能力，都可以在当代国际舆论场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从实践中看，中国青年网民的数量是巨大的，活跃度是极高的，成为中国网民群体中最具话语引导力的群体，在国内舆论场、国际舆论场中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举凡各种涉及民族利益、国际局势、社会公平等的话题，都会成为中国青年网民热议的内容。青年人作为数字原生代，在网络舆论场中的漫画传播、短视频传播、热点话题讨论中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引导优势。
与此同时，要更加重视发挥当代国际青年在国际舆论场中的积极引导作用。青年人是最少成见的群体，最追求进步的群体，可以有效克服国际舆论场的偏见，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大学学习期间用各自国家的语言和社交媒体平台主动传播中国发展实情，毕业后回到本国依然对中国怀有亲切的情感。要让更多的国际青年看到中国发展的实情，理解中国发展的目标，引导并帮助这些国际青年，培养全球化、全媒体时代的更多的“当代斯诺”，成为当代舆论场建设中的新主体与新能量。
中国面临的国际话语权的挑战是长期的，对其深层次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有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开辟了一种崭新的可能，即真正关注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在《2022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中，有一个有趣的数据，针对全球27个国家受访者的调查，在回答“如今的资本主义对全世界而言弊大于利”的说法时，52%的受访者表示了同意，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认同比例都超过平均值，在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的认同比例也都接近50%，⑩换言之，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成为当代世界的一种普遍思潮。
在当代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呈现出从“舆论战”到“信息战”进而到“认知战”的三种形态，争夺人脑成为最前沿、最激烈的战场。为此，在国内国际舆论场的建设中，中国要保持对自己道路选择与历史文化的信心，既不回避问题，又不仰人鼻息，以事实传播事实，以理性激发理性，以正义呼唤正义，日积月累，久久为功，中国声音就会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稳定力量，真实性、积极性就会成为当代舆论生态的共同追求。
②师文、陈昌凤：《议题凸显与关联构建：Twitter社交机器人对新冠疫情讨论的建构》，《现代传播》，2020年第10期，第50-57页。
③④[加]达拉斯斯迈思著，吴畅畅、张颖译：《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页；第332-333页。
⑤⑥[美]兰斯班尼特著，杨晓虹、王家全译：《新闻：幻象的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页；第15-17页。
⑧史安斌、杨云康：《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9期，第5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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