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有着这样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他们以自己心中的热爱为动力，奔赴理想，教书育人。6月25日晚7点，“人文清华”以“行健不息·人文日新”为主题，首次举办青年学者专场。清华大学天文系蔡峥、新闻与传播学院梁君健、中文系贾立元、公共管理学院蒙克四位80后青年学者相继分享追寻理想的人生感悟，强调“因为热爱所以无悔”，在毕业季和高考季鼓励广大学子以热爱领航人生，并为如何在大学选择专业，如何在大学完成自我现代化，提供了宝贵建议。
蒙克，牛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国际关系、社会政策。出版China’s Pension Reform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kill Formation, and Pension Policy in China (Routledge)。在《社会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2020年入选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25名青年科学家，获首都劳动奖章。获北京市第十一届高校教学基本功大赛社科组冠军（一等奖第一名），第五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多次为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网(理论频道)、China Daily、World Economic Forum等媒体撰文。
今天晚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件事：第一，什么是公共管理；第二，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它跟大学的关系。
如果现在要问你，什么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你心中的答案是什么？有人会说是文字的发明、有人会说是农业的诞生、城市的出现，等等。
但是，当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说：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一段愈合的大腿骨”。
这是因为，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断了大腿骨的人，除非得到他人帮助，否则必死无疑，因为伤者不能行动、难逃野兽伤害，更不能参与狩猎，无法获得食物。所以，如果人是动物，这样的个体就应该被群体抛弃，因为他已经是大家的累赘。
但是，一段受伤后愈合的大腿骨，表明伤者得到了他人的照顾，并在慢慢康复，这才是文明的起点，才是人类告别动物的开始。
换言之，文明诞生，意味着离开动物的自然状态，即告别那种伤者、弱者被抛弃，而强者作为赢家通吃一切的动物状态。人由此才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
第一，大腿骨断了，我们人类祖先竟然有这样的意识：他们没有把它定义为某一个倒霉者他自己的私人问题，而是想到这样的问题可能出现在群体任何成员身上，因此如果未来你的大腿骨断了，希望别人来照顾你，那现在别人的大腿骨断了，你就应该照顾别人。
换言之，这就是公共性的第一层要义：它是一种定义问题的特定思维方式，它会把很多问题定义为大家都会遇到的公共问题，而不是某个人要么运气不好、要么能力不行所遭遇的私人困境。
第二，大腿骨断了，不是这个人自己承担，而是大家一起照顾他，这意味这样的公共性问题呼唤的是公共性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公共性问题并不会自然导致公共解决方案。比如“雾霾”，这是一个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公共性问题，但是很多人对于“如何应对雾霾问题”，下意识的反应是自己买一个口罩，给自己的小家装一个新风系统，等等。买不起怎么办？装不起怎么办？那只能自己挣更多钱。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所有问题都要靠个体变大变强才能解决，那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卷的。
所以，应对雾霾，根本上，靠的不是让每个人继续加班挣钱，给自己的小家安装空气净化系统，而是靠以公共部门如政府为代表的公共力量，对雾霾的产生原因加以根治，尤其是靠我们的个人、家庭、企业等等，在能源的使用、交通方式的选择、乃至生活习惯的调整等等许多方面做出努力，从而让咱们大家——即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甚至子孙后代，都能享受到洁净的空气。这叫公共性的解决方案。
所以，什么是公共管理：它是一种特定的定义问题的方式，它也是一种特定的寻求解决方案的思路。但不管是什么，它都指向“公共性”这一核心。
而回到我们这里的例子，人类告别只顾及自己的“私”，而发展出一种认知到自己与同胞之间命运休戚与共的“公”的理性认识，就标志着文明的诞生。换言之，文明的诞生就意味着公共性的萌发。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公共性，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后，人与人之间才能意识到彼此之间的责任，才能协作，我们才能够团结起来，战胜其他的物种，在地球上开枝散叶。
可是这样的开枝散叶又为我们提出了下一个问题。公共性意味着我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命运，但是一旦开枝散叶我们分处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变大了，而这样的差异使得共识变得难以达成。怎么理解这样的差异呢？
最明显的，是空间维度上的差异。比如全球变暖问题，如何回应这样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意见不同，因为它们在空间上有差异，有些国家在内陆，有些国家在沿海，他们对于极端气候所导致的气候问题无法有一样的感受，所以有意见分歧，这是空间维度上的差异。
但是今天我要强调时间维度的差异。如果我们把不同国家定位在同一个发展轴上，会发现有一些国家已经过了工业化的阶段，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这些国家对于节能减排所造成的成本并不十分在意；但有一些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所以对于节能减排造成的成本非常敏感。换言之，国家与国家之间，除了空间上的的差异，它们之间，虽然身处于同样的物理时间——2024年，但本质上，它们的主观时间可能正位于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主体，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在时间轴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主观时间，这种情况就叫做多重时间性。而造成多重时间性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分享的主题——现代化。
为什么现代化会造成多重时间性呢？因为现代化从来不是均匀地铺开，它一定是先在某些国家出现然后再蔓延到其他国家。既然有一个先来后到，那一定会出现有一些国家先进入了现代，还有另外一些国家停留在传统的情况。
什么是现代化？很多听众可能现在想到的是科技的创新、经济的发展等等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现代化，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领域的现代化只是结果，要带来这些结果，首先要有人的现代化，特别是人在思维方式和相处模式上的现代化。如果我们的头脑和思维方式都是停留于过去、墨守成规，这个社会得不到发展；如果一个社会，人的新想法会随意被过去的传统权威打压，有着这样人际交往方式的社会，不可能迎来发展。所以我们习以为常的经济、科技上的现代化都只是结果，社会真正的现代化取决于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思维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的现代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识到现代化的本质，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明，哪怕它在古代，只要它出现了人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模式背离传统而走向未来的运动，就可以说它也经历了现代化的历程。
这样看来，每一个文明在自己不同的时间点上都曾经经历过相对于那个时间点而言的现代化历程。而这一系列的现代化历程中，最有名的是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的“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在他1949年的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来的，指的是：在这一时期。世界的主要文明竟然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新的思维方式以及新的人际交往模式。比如在古希腊，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诞生；在波斯，诞生了琐罗亚斯德创造的拜火教，其系统阐述的二元论，深刻影响了之后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印度则出现了沙门思潮，其对于当时传统的婆罗门教提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这种反思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释迦摩尼创立的佛教；而在中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为代表的伟大思想家之间互相争辩对话的辉煌灿烂的百家争鸣时代。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团队的研究，重点关注了当时中国和西方两大文明的“轴心时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我们希望研究人类的先人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现代化，他们在自己所经历的现代化中所感受到的撕扯，以及他们如何应对那样的撕裂，从而为今天同样处于现代化撕扯当中的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希望做出一点点创新，至少在方法上，我们不再满足于过去以历史方法进行的研究，而是希望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大数据的方法对当时的历史进行梳理。运用这样的方法论，我们立足于国家治理和国际关系的视角，采用当时最重要的历史典籍——如中国的《春秋左传》、《战国策》和《史记》等；以及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色诺芬的《希腊史》，将这些典籍中所记载的所有战争、联盟、内乱等等所有能够揭示当时现代化张力的事件进行了系统性地量化录入，在学界首次形成两个定量历史数据库——《“祀与戎”》和《POLEMOS》。基于这两个数据集，我们就可以描绘出我们的前人曾经所遭受到的那种现代化的张力。
我今天展示第一个数据集的基本结果。我们基于这样的数据可以绘制出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情况，比如说诸侯国之间结盟情况的变化，诸侯国之间战争情况的变化，以及诸侯国的出奔现象等。什么叫“出奔”？比如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这二位曾经都在本国内乱中逃到了其他国家，这就是“出奔”。所以“出奔”这个现象可以用来衡量一个诸侯国国家内部稳定的情况。
当我画出这些图时，我仿佛看到或感受到那个文明在那个时候的脉搏和心跳，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不同的趋势联系起来，从而回答一些直到今天都非常重要的具有恒常性的问题，比如国家之间的联盟究竟会带来和平还是放大战争的风险？国家之间的战争会让一个国家内部更加团结还是放大内部的撕裂？一个国家内部的动乱会蔓延到国际上造成国家间的战争吗？虽然用的是历史的语料和语境，但是我们希望回应的还是今天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向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同样发现刚刚所提到的多重时间性的现象。不同的国家虽然同样处于春秋时代，同样处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但是他们的行为模式完全不同，有一些国家还活在过去，但有一些国家就像穿越回来的一样。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君主，以坚持礼仪著称。公元前638年，他与楚国在泓水（今河南淮阳一带）发生战斗，即泓水之战。尽管楚国实力强大，但宋襄公坚持礼仪，不愿意在对方渡河未阵列完成时发动攻击。他认为，攻击未阵列完毕的敌人是不符合传统战斗礼仪的。最终，宋军战败，宋襄公也受重伤。宋襄公坚持礼仪，体现了他对传统礼仪的尊崇。然而，这种固守礼仪的行为在军事上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很明显，在春秋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宋国仿佛还生活在过去。
与宋襄公相反的是郑庄公。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与郑庄公之间爆发了葛之战。在战斗中，郑庄公的军队竟然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这一行动直接挑战了周王室的权威，表明郑庄公并不拘泥于传统礼仪，而是更关注实际利益和权力的平衡。郑庄公的行为展示了典型的“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即在政治决策中考虑的是实际效果和权力平衡，而非传统道德和礼仪；而“现实主义政治”，是处理政治事务的非常现代的原则——这种政治的“现实主义”，让我们想到的是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因此，与生活在过去的宋国相比，郑国仿佛已经生活在未来。
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为首的两个城邦联盟之间。为什么会爆发这场战争呢？当下非常流行的解释是“修昔底德陷阱”，即雅典的崛起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使得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历史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认为这场战争的本质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所经历的那场现代化对于这两个城邦的撕裂。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世界，也展开了属于它的现代化进程。人口的增加、货币的使用、贸易的发展、劳动分工的细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展开以及帝国的建立，都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思想和价值观，以及应对复杂竞争环境的新政治实践——这一切，在以依赖海洋贸易的雅典体现得最为明显。
雅典，作为一个立足于贸易的城邦，在这样的现代化中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再需要依赖传统的、以互助互惠为核心的城邦间关系模式。换言之，雅典在其所处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使得传统的政治关系和价值观，在雅典看来，显得过时，甚至成为了它进一步强大的障碍。于是，告别过去的雅典，反而转向推行一种基于现实权力和利益的城邦间相处模式——于是才有了米洛斯对话，“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接受他的命运”等等。我们的郑庄公看了，一定会觉得非常熟悉。
而斯巴达，则正好相反：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城邦，在以贸易为动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获得很多利益。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其在盟友和敌人眼中在过去所积累的象征资本，即斯巴达的可靠性。他们固守传统，正是为了保护这一资本。于是，当与雅典有矛盾的科林斯向斯巴达求助时，斯巴达必须要援助科林斯，甚至不惜向雅典宣战。更何况，斯巴达希望通过击败雅典来阻止那些威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
于是，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国家虽然同处于公元前五世纪这一个物理时间点，但是雅典的发展趋势是朝向未来，而斯巴达还留在过去。我们把这样的情况叫做多重时间性。
到这里你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把国家、民族放在一个时间轴上的不同位置，来对他们进行刻画，并通过比较他们在时间轴上的相对位置，判断他们之间的“时差”。 那么，为什么时间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维度，来刻画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呢？这是因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时间性。
如果要问人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之前说到的公共性，可能还有其他的答案，比如人会说话，人会使用工具，等等，在我这里希望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可能：人是唯一会说故事的动物，只有我们人能够想象并且诉说一些虚无缥渺的完全虚构的事物，包括宗教、神、国家、货币、信用、爱等等，我们虚构出这些东西来说服自己，再说服自己的同类，围绕着这样的说服我们才能联合起来。所以如果用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话说，“人是悬挂在自己所织造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换言之，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对主观意义世界的构建。那这个本质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呢？至少有两点：一方面时间提供了我们制造意义之网的素材；另一方面，时间提供了我们制造意义之网的基本结构。
何谓“时间提供了意义构建的素材”，我们不妨从这首诗说起。《夜雨寄北》，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作：
——何当共剪西窗烛，“如果未来能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像过去一样，一起坐在家里西窗下，共剪烛花”；
这首诗之所以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名作，是因为它在短短四句篇幅当中就构建了一个现在、过去和未来交织的多重时空。
回到这首诗的题目，它叫《夜雨寄北》，说的是李商隐寄信给四川北边长安的亲友，但是学者考证它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叫法，叫《夜雨寄内》，即这首诗写给李商隐的妻子，而李商隐的妻子，学者考证正是在写诗的这一年，公元851年，病逝了。
因此，这首诗实在是一首伤心之作：李商隐在巴蜀之地时，一场雨提醒自己，那个自己曾经能够与之分享一场秋雨、一个良夜的人，已经不在了。作者和她，曾经在过去“共剪西窗烛”。作者心想，这样共同分享人生的过往，如果能在未来重现，那自己一定会告诉对方，自己曾经在四川的一个雨夜，“多么想她”。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那场秋雨，对于写作时的李商隐来说，是“现在”，是“当下”。但是他对于“当下”进行意义赋予的行为，却是取材于“过去”——自己与逝去爱人曾经“共剪西窗烛”的过往。因此，这首诗体现了人类在编织意义之网时，对时间的依赖：换言之，时间，或者说沉淀在时间中的记忆，是我们用于构建意义的素材来源。
就像我们常常说，某个人一直活在过去，那是因为对于过去的记忆，成为他诠释和理解世界的一个框架，把他困在其中；当下的一切事情，在他看来，都只是过去的投射。
那既然有人活在过去，那就一定有人活在未来，这就涉及到时间参与意义构建的第二个方面：它提供了意义构建的基本框架。
所谓“意义”，经常呈现为一段因果关系的形式。比如在望梅止渴这个典故当中，曹操带领着自己饥渴难耐的士兵，指向远方说：远处就有一片梅林，我们走到了就能吃到甘甜的梅子，于是大家才能振作精神继续行军。曹操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就像任何一个远见卓识的领导者所做的那样，他指向着未来的一个状态，在当下的行为跟未来的状态之间构建了一个联系，基于这样的因果联系动员身边的人。不仅是他，难道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吗？比如说我要说服我自己做什么事情，我头脑当中的那个思维框架一定是我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是什么，我要构建一个因果联系，而因果联系要依赖于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时间顺序，先发生什么，后发生什么。于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时间提供了意义构建的基本框架。
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在于：人会主观意义构建，而时间为这样的主观意义构建提供了素材和框架，所以我们能得到一个结论：人的本质是时间性。
如果人的本质是时间，而现代化又会造成多重时间，那么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推论：经历了现代化的人一定会受到多重时间的撕裂。
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人福泽谕吉在他自己的自传当中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他说当他出生的时候日本还是幕府统治，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小藩国叫做中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日本在列强压迫下被迫开启了自己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即它的现代化历程。于是，福泽谕吉长大后学习了荷兰语和英语，并走出日本，走向世界，成为了一名世界公民，最后又回到日本，启蒙他的同胞。
福泽谕吉回忆他这一生时说到，自己小的时候生于传统，但长大后却进入了现代，就仿佛一个身体经历了两个时代。他把这种经历提炼成四个字，叫做“一身两世”。
这是一个日本人的故事，但他所说的“一身两世”的情况，描述的不正是所有经历了现代化的男男女女们共同的命运吗？
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经历了快速现代化的国家。这幅照片，摄制于1998年的云南昆明机场附近。在这幅照片中，我们能看到属于农业时代的骡车，属于工业时代的内燃机汽车和属于信息时代的飞机，它们竟然同框出现。没有比这幅照片更能刻画中国式现代化特点的了。我们中国，在过去100年、70年乃至4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西方要花几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历程。这样的在时空意义上高度压缩的现代化，一定会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当过去的因素还没有完全褪去的时候，当传统仍然存在的时候，现代和未来就已经到来。
所以，传统跟现代这两者共存所造成的撕扯，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内耗的来源，也是许多问题和挑战的根源。如何应对现代化对于我们每个人造成的多重时间的撕裂呢？著名的近代思想家、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先生，在他的名作《新民说》当中提出了一个解决思路，他说建设现代中国需要新的人民。那何为“新”呢？两个方面：“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提炼出传统当中有益的因素，然后把它应用于新的语境，解决新的问题；“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意识到传统当中没有的地方，然后勇敢地借鉴现代的乃至外部的因素来补充它，加强它，让它能够实现自我的革新。
梁启超先生所提出的解决思路，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多重现代性不仅意味着挑战，更意味着一种机遇。多重的现代性和时间的交叠，给我们每个人造成不同的撕扯，这当然是挑战，但是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局面在梁启超看来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项，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时代汲取不同的智力资源，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时代，从而解放思想，寻找真正的道路。就像梁启超自己一样，他早年受老师康有为的影响，想要用现代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他要维新。但是到了后来，当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意识到原来现代文明也不全是好的，它有它的弊病，于是在晚年，他转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希望从传统中找到思想资源来医治现代弊病。在我看来，梁启超先生是一个思想真正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思想并没有局限于某一个时代，他仿佛能在不同时代当中穿梭，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人。而成为这样的人，对于思考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现代化当中所造成的种种痛苦，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又说回了现代化，那我就想在今天分享的最后，说说现代化与大学的关系。什么是大学？我经常开玩笑地对我的学生说：大学，大学，就是大不了自学。这句话，虽然是玩笑，但它真实想表达的：大学中最重要的一课，却是大学所无法教你的。那一课，就是自我的现代化。
我们今天的分享，无非是帮助大家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人的存在本质是时间性，而现代化会在一个主体内部造成多重时间，让这个主体处于不同时间之间的撕扯。
在这个框架看来，大学，本质上就是我们的一次现代化旅途。大家想想，难道不是吗？一个人，离开熟悉的家庭和学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上大学，独立面对的一切。他所经历的，不就是一种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吗？它不就是一种在个人层面展开的、从传统转向现代的现代化吗？
而就像所有现代化进程一定会造成多重时间一样，作为现代化一个具体场景的大学，一定会在你的身上带来多重时间的撕裂。过去的你尚未退场，而未来的你却急不可耐地已经登台。比如，很多人，把大学过成了高四、高五，将从前的思维定势、学习方法、社交习惯，不假思索地延续至今，这就是活在过去。还有的人，面对着未来的突然来临，慌忙之中就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好像大家都认可的发展方向，比如大一就开始准备考研、考公、考编，从来没有去思考这个未来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需要的。
其实不仅是大学，这些迷茫和困惑是任何当代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反复经历的：找到一份新工作、进入一个新部门、开始一项新业务，甚至恋爱、结婚、生子，让你的生命中迎来新的人等等。所有这些事，哪一件不需要处理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哪一件不意味着多重时间对我们的撕扯呢？
我们常说：“多年前的人生，射出的那颗子弹，直到今日才击中了我的眉心”。这表达的正是过去的我们可能早就隐约感受到了未来的召唤，但由于没有意识，或缺乏勇气，并没能在当时就把握住其实已经浮现的未来，反而是错失了那个时机，只能在过去又停留了许久。这种无奈，的确是一种遗憾，但它是自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我们只希望，当自己意识到现代化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多重时间之后，能够不仅将之视为挑战，更能把它视为成长的机遇，让自己的想象力不要受到任何一个时间的束缚，穿梭于这些时间之中，勇敢地进行独立思考，成为康德所定义的那种“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的经过启蒙的人，让刚刚所说的遗憾不要次次发生。
如果大学不能教给我们这一课，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把这一课补起来。而能唤起大家对启蒙这一课进行补课的意识，哪怕是一点点，那么今天我分享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谢谢大家。
原标题：《大学是一场自我现代化的旅程——人文清华特别节目“行健不息·人文日新”蒙克演讲实录》
标签： #大学是一场自我现代化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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