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患关系，在时间段上是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代，其间医生职业与医患关系状况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中国古代医学文献典籍关于医生如何保护自己声誉和利益的训诫很多，扁鹊的“六不治”原则最为典型。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赢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在“医之高下不齐”背景下，当时医学界人士鼓励病人“天下不患无知病的医家，而患无知医的病家”，病家“皆应知医家之医理而知择医也”。
14-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文化和医学的发展，近代西医医技理论与思想走进了我国，打破了我国古代医患关系的平衡。医院组织初步形成，医疗体系中心位置的占有者由中医变为西医、病人就医对象由中医师换成西医师、就医场所由家庭变为医院，我国医患关系正经历着以中医为主的传统医患关系向以西医为主的现代医患关系发展的过渡阶段。
1、医患关系平稳发展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中国现代医患关系平稳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以全面卫生保健为核心，使每个人事实上都进入了公费医疗体系之中。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此时人们对医疗服务水平保持着较高的满意度。社会主义以社会集体利益为出发点，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的性质。同时，医院逐渐注重集体协作，人们受到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几乎没有利益的诱导，确保了当时我国的医患关系保持相对和谐的状态。
2、医患关系急剧变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我国医院现代化的发展，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诊断治疗仪器和设备被引进，医患关系出现了“人机化”和“经济化”倾向，加重了医生对高技术设施的依赖，忽视了患者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改革后的国家医疗卫生体制并没有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群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多数人处于并不富裕的阶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受利益驱使，医患之间呈现利益冲突关系。
据中国消协的资料显示 , 1996年医疗投诉月均发生数为2164件，1997年为10117件， 1998年为11175件，1999年为22125件，在3年多的时间里，其增长幅度接近10倍，各类媒体关于医疗纠纷事件的报道屡见不鲜；发生在医患之间的恶性事件近年更呈上升趋势 , 据统计，1998～2001年，仅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就有1567起患者影响医院诊疗秩序的事件，502起医务人员被打事件，其中被打伤残者90人 。
3、医患矛盾凸显期。进入21世纪，医院信息化建设蓬勃发展，医患双方的自主参与意识增强，对保护各自权益和自觉履行各自职责的观念日益强烈，各项医学相关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医疗卫生事业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医患关系矛盾在和谐的社会背景下显得愈加突出。医患关系、医疗纠纷频频见诸于媒体和报纸，恶性的医患危机事件不断爆发。
医患双方疾病认知不对等是医患矛盾的基础。医生经过多年的正规医学理论教育、实践操作、成功与失败的体验，对患者疾病的种类、严重性、医疗方式优劣、医疗费用高低等信息充分了解，在医疗过程中处于一种知情者的优势地位，而我国医疗知识的普及教育较薄弱，患者群体处于一种不知情的劣势地位。这种专业知识不对等造成两种结果：从患者角度出发，患者对医者一是盲目信任，二是缺乏理解。我听你的，因为你知道，我不听你的，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患者对医者的普遍心态；从医者角度出发，由于强势地位，难免产生敷衍草率、顿足抱怨之情，我知即可，告之何如；你既不知，何以怨我。
医学是经验医学，是在实践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总结前人失误甚至错误，才能更好更快地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再加上随着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疾病被认识、被发现，然而相应的治疗手段并未有质的飞跃，造成很多疾病无法彻底根治甚至无法减轻痛苦。正如撒拉纳克湖畔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而患者对于医学报以过高的期望，这也为双方将来产生矛盾埋下了伏笔。
医疗机构对自身职业水平和治疗效果认知与患者对医疗机构寄予的治疗效果需求之间存在差距，这也是医患双方对医疗服务和效果的感知差距。患者对疾病治疗复杂性认识不足，因而对治疗效果、治疗时间、治疗费用和治疗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等方面产生不合理期望；而治疗过程一方面受医疗水平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患者个体状况差异的影响，因此，医疗效果具有“一对一”而非“一对多”的特点，因此医患矛盾就成为必然。
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医生和患者越来越依赖于物理、化学等检测手段，而忽视了病人作为一个人的整体存在，从而导致“见病不见人，用药不用情”。而这恰恰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深层障碍。生物-心理-社会这种新的医学模式已经倡导多年，但在实际医疗工作中依然时常被忽视。
随着CT、MRI、PET-CT、全基因组测序等先进的检查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诊疗活动，传统的望触叩听、望闻问切逐步被弱化被取代，医生和患者面对面接触沟通的时间越来越短，中间隔着各种仪器和化验单，到底如何平衡新技术和传统诊疗方式，成了医生和患者共同的话题。要善于利用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和理念，但绝不能离开亲力亲为的问诊、查体，不能成为片子医生、化验单医生，问诊查体的同时也是和患者沟通的良好时机，是医患双方互相了解的最佳场合。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说过：“医生有两种东西可以治病，一是药物，二是语言”。沟通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主要途径，是一切医疗活动的基础。近年来，医患矛盾增多，分析其原因，有许多矛盾都涉及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问题，即患者及家属没有充分参与到临床决策中，造成治疗效果一旦达不到患方预期，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
一旦出现医患矛盾，社会舆论都会首先认为医院及医护人员存在过错，而患者都是，都是备受同情的一方。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深圳儿童医院的“六毛门”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事情一经媒体报道，不管真实情况具体如何，不管医院医生如何解释，社会舆论一边倒，自认为又揭露了一个惊天黑幕，自认为还老百姓一个公道，殊不知医学就是科学，之后的事情发展还是依照科学规律，并不受舆论左右。然而现在大多数的媒体态度是片面报道轰轰烈烈，纠正错误却悄无声息，导致老百姓并不能全面认识事情的发展经过，也不能科学理解医学的不确定性，下次再看到类似新闻报道时，还是一股脑地认为医院医生存在问题，也不会抱着公平客观的态度看待事情的发展。
各级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医学会、卫健委、法院等普遍存在为尽快平息患者、上告，按照规定上限处罚的现象，近期看是维护了社会稳定，但长远看却违背了医学作为学科发展的规律和本质，让从医人员更加防备和警惕，是造成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因素之一。
医院的医疗纠纷处理部门往往也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宁肯在经济上吃点亏，让患者拿钱走人，从而尽量减少对日常医疗工作的干扰，但这也助长了部分患者认为只要闹就能拿钱的扭曲心态。另一方面，医院对医患矛盾发生后的内部处理也缺乏长效机制，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大多是仅仅停留在对纠纷发生所涉及的个人或科室进行经济处罚，没有把预防医疗矛盾的发生作为系统工程，从人员培训、环境改善、流程改造、宣传教育等多环节全过程进行排查，减少医患矛盾的发生。
医院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比较单一，说到医院就是交钱看病，甚至有段子说外地游客问出租车司机最贵的景点是哪，司机直接拉到医院。虽然是个笑话，但也从侧面说明医院的尴尬地位。医院不仅仅是治病救人，还承担着预防保健、科普宣传、健康教育、抢险救灾等多重功能，而这些往往是老百姓关注而医院投入不足，发声不够的地方。
习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理念，对医疗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改善医患关系指明了方向，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医疗机构就要做什么，如何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如何科学地评判自己的健康状态，如何学习和慢性病理性就医等等，都需要医务工作者贴近生活，将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转化为平易近人的老百姓语言，将健康理念传输出去。
近年来，医患角色互换体验活动兴起热潮，普通市民零距离体验医者工作，医生、护士变身患者及家属进行就医与陪同就医，志愿者以第三视角观察体验。医患角色换位或许不能解决现实中患者的就医难题，不能缓解医者高强度的职业状态，但医患之间会因为了解而增强理解与信任。让大家体验医患角色互换，搭建医患共情桥梁，共同感受医学温暖。
医患共情可使临床决策更具科学性，对患者而言，患者普遍存在对自身健康沮丧、担心、自卑等心理，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主动共情具有治疗或辅助治疗的作用，可以促进患者自我表露和自我探索；以共情为纽带建立起的信任合作关系使患者能更准确可靠的收集到疾病的信息；医护人员的主动共情有助于了解病人的经济、社会（地域、民族、习俗）、伦理（宗教信仰、道德标准）与人文背景，从而制定人性化的治疗方案。
现代社会的医患关系及健康发展都早已不是医疗卫生一个系统的工作，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每一个人健康梦的实现，都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健康中国建设，需要每一位医务工作者从更广博的视角审视医学，积极行动起来。在通往全民健康的目标之路上，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必由之路上，没有旁观者，都是同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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