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惠特尼博物馆的新展《形状迷宫：女性与抽象主义，1930-1950》于10月开幕，展出了27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通过素描、版画、拼贴画以及混合媒介的纸本创作，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进行的抽象主义美学实验，以及艺术家在形式上、技术上和观念上的先锋探索在今天仍然能够引发共鸣与思考。
20世纪30至40年代，抽象主义在美国获得了一股内在的崭新生长势头，一方面它借鉴了欧洲的各种流派风格，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新时代的思潮与情绪也悄然发生。20世纪30年代，美国抽象主义艺术的展示机会依然很少，而欧洲现代主义作品却时常出现在美国的博物馆里。二战前，美国的现实主义画家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了抽象主义画家，评论家们的不屑一顾以及社会大环境中的关注缺失，却意外地让这群抽象主义艺术家获得一种珍贵的“实验自由”，他们自由地尝试，运用广泛的风格来表达现代主义，并将美学革新视为己任。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曾宣称，美国抽象艺术家（American Abstract Artists，AAA）1942年的年度展览预示了“抽象艺术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可是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却很少有女性参加展览。值得留意的一点是：直到1977年或更晚，《形状迷宫》展出的大多数作品才进入惠特尼博物馆的收藏。1945年之前，女性艺术家在美国抽象艺术的发展初期内的贡献长时间被忽视，原因之一是艺术历史规范将绘画和雕塑置于纸本作品之上。现代版画直到40年代中期才被纳入学术范畴，而版画是战后女性现代主义艺术家表达的重要媒介，在60年代的女权运动之前，版画已经成为女性赋权的某种意识焦点。
在现代主义艺术教育和欧洲先锋派艺术的推动影响下，女性艺术家们参与并建设了前卫的艺术社区、社会网络与组织，她们是相互支持的伙伴，在艺术社区中交流思想并展示自己的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Atelier 17”（17工作室）。20世纪20年代末，斯坦利·威廉·海特(Stanley William Hayter)在巴黎左岸开设了Atelier 17，又在1940年将工作室迁至纽约，直到1955年，有近百名女性艺术家加入其工作室。Atelier 17将艺术家和工匠聚集在一起，它是20世纪第一个供艺术家们交流美学思考和技术的共享艺术社区，这里的一些艺术家后来成为了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例如：珀尔·费恩（Perle Fine）、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马克·罗斯科（MarkRothko）。
二战前很少有美国艺术家参与版画创作，Atelier 17的出现大大拉近了两者的距离，那里不仅给艺术家提供了制作版画的设备，还有丰富的艺术氛围，随着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和胡安·米罗(Joan Miro)等著名欧洲艺术家的涌入，Atelier 17让版画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吸引力。同时Atelier17的影响也是缓释发生的，在工作室受训的艺术家继续将版画艺术传播到全国，这些艺术家后来在很多美术学院都陆续建立了版画系。更为重要的是，Atelier 17促进了女性接触和最终实践现代主义风格，包括抽象、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间接地推动了战后雕塑、纤维艺术、图案装饰以及新达达运动的发展，甚至可以说，20世纪40、50年代的现代主义为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权主义提供了一种独立的思维路径。
女性艺术家抓住了战后版画发展的机遇，她们利用版画的便携性，将作品寄往全美各地。某种意义上，版画是战后传播抽象主义的更具优势的媒介与工具。安妮·瑞恩（Anne Ryan）在1945年的一份日记中，记录了她在Atelier 17最初的课程，她认为与画画相比，版画的流动性会让她在职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功。她写道: “版画比绘画更容易成功，原因很简单，它们可以邮寄。”于是版画成为塑造瑞恩的一种方式，使她在艺术世界中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谋生，并赢得声誉，并最终使她成为一名成功的拼贴画家。路易丝·布尔乔亚( Louise Bourgeois)于1946年开始在Atelier 17创作版画，她曾说起过参与这些年度版画展的意义:“我能够通过版画进入艺术领域，因为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每年都组织版画展。所以，把你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是很容易的开始……我这么做是为了曝光。”
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也在这次展览中展出了一幅纸本油画《静物》(Still Life, 1938) ，1937年至1938年，克拉斯纳曾跟随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学习，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于他关于负空间重要课程，但克拉斯纳的作品流露出了更为激进的一面。她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婚姻一度掩盖了她的光芒，在MOMA的官网介绍中“与蒙德里安一起跳爵士舞”似乎也成为她传奇艺术经历的标注，但不可否认，她的一生都处于蓬勃发展的纽约艺术界的中心，那些耀眼的男性艺术家也只是明亮的饰品而不是她最终的奖章，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艺术史学家终于把她从历史的角落里拾了回来。
展览名字《形状迷宫》（Labyrinth of Forms）的灵感来自爱丽丝·特鲁姆布尔·梅森（Alice Trumbull Mason）在展览中的一幅作品，题目似乎暗示了抽象主义初期的求索旅程。20世纪50年代，当抽象表现主义已然固化为一种可识别的、可销售的以及高度男性化潮流的时候，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艺术史认可机制里的机构展览、批评和历史写作、市场销售几乎全部都消失了，这导致了女性持续的边缘化，由于她们的作品被忽视，随后的艺术史对其也乏善可陈，令人欣慰的是，女权主义艺术史学家、策展人一直在纠正这种忽略，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和职业生涯正在被重新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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