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女作家大多把女性同性恋摆在不为社会所容的位置上，并把其最终失败当作女性的一种人生痛苦来表现。
新世纪反映女同性恋的影视作品也不少，且颇具影响。承接1997年出品的台湾电影《美丽在唱歌》和香港电影《自梳》的成功，2003年内地导演李玉拍的《今年夏天》备受关注，此外，还有《蓝色大门》、《蝴蝶》、《孤恋花》、《植物学家的女儿》、《刺青》、《花吃了那女孩》、《得闲炒饭》等，其中不少甚至获得“金马奖”之类权威大奖的鼓励。《今年夏天》的两位主演潘仪和石头，还借影片上映，公开她们是一对女性同性恋的事实。
无论是因为《雪花秘扇》这类影视作品，还是吕丽萍等名人关于同性恋言论引发一系列争论的缘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的中国大众对同性恋的看法已有极大转变。某校园网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讨论“男同”与“女同”的被接受程度，发现人们对“女同”的认同远超过“男同”，理由倒有点无厘头：“听起来没那么恶心。”
大多数人确实已经不再那么排斥这种“另类”情感。2004年，我国官方首次公布了一组数据：男同性恋人群约为500-1000万人。但官方没有公布女同性恋的人数。我国研究同性恋问题的专家张北川教授估计，女同性恋人数应该也在1000万左右。而在这近千万的人数中，城市中的“女同”占了很大一部分。
另一位专家李银河针对现实中的同性恋有过很多著述。她曾比较过“女同”和“男同”的交友方式，认为前者不像后者那样愿意到公共场所去找伴侣，而较多在朋友、熟人中寻觅；她们同伴侣相处的时间更长，感情的投入更多。相对于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更容易让朋友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但也多数仅限于告诉最亲近的朋友。不过近年来已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女同性恋者，敢于“出柜”（公开性取向），甚至与女友公开举行“婚礼”。
网上还流传着一句话：“行行出拉拉。”这里的“拉拉”便指女同性恋者。某网站“同性板块”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教育培训类、广告传媒类、国企机关类、艺术类及IT、设计等行业，女同性恋者占的比例较大。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理科主任徐兰接受采访时说：“从我们接触的女同来看，人群结构很复杂，有高层人士，工薪阶层，也有打工妹。但高学历女性更多，占三分之二左右，依次为研究生、公务员、本科生、企业高管等。”也就是说，高学历者中更多女同性恋。徐兰认为，那是因为高学历或社会高层次女性，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多一些，她们会更多地尝试新奇、刺激的生活方式。同时，这些高学历女性，本来就接触外界范围广、渠道多，易找到高层次的同，而且认为“当拉拉很时尚”。
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中的一份问卷数据指出，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最早在14岁，最晚在29岁。她认为女同性恋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主要包括身份感知、身份困惑以及身份接受的过程。她的态度是，同性恋者“是正常人，他们就像左撇子一样，很正常，对他们要宽容”。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柯倩婷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普通人其实都处于一种“性身份的流动”中，只是并没有意识到。她赞同更多人去实践并认知自己，“与其压抑到精神衰弱，再去看医生，不如勇敢地尝试探索自身感受，真诚面对，哪种感情都是真的。”
柯倩婷：她们更多人会选择低调，这是“女同”比“男同”更神秘的原因之一。因为女性本身的弱势特征，她们甚至选择婚姻的机会更多，这样更稳定并有所依赖。所以“女同”群体中，“T”较多，“P”较少。因为“P”比较不那么抗拒异性，很多最后选择了婚姻。那些已经公开“出柜”的，大部分都是“女同”群体中的干事或者是热心的志愿者。她们多数都经历过挣扎，明确了自己的选择，有能力又有自由职业，而且都善于表达自己，能够很坦然与身边人相处。此外，她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特征，我认识的大多数“女同”价值观都很主流，很好相处，也很积极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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