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国际新闻界》六十周年 程曼丽老师发言整理

aaron 16 0

  2021年,是《国际新闻界》创刊60周年。5月8日,“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与中国百年新闻事业:期刊主编论坛暨《国际新闻界》创刊六十周年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力丹等早期参与《国际新闻界》主编工作的前辈对《国际新闻界》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做了回顾。

  回顾这份刊物逐渐走向规划范、学术化,切实参与并推动国内乃至华人圈学界的新闻传播知识生产与创新的历史过程,编辑部希望能够以史铭心,在未来的工作中不忘初心,服务于学术共同体。

  现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国际新闻界》原主编程曼丽老师的发言整理如下。

  各位期刊主编、各位同仁,下午好,很高兴受学院和海龙主编的邀请参加期刊主编论坛暨《国际新闻界》创刊60周年研讨会。60年是一个大日子,值得庆贺,衷心祝愿《国际新闻界》越办越好。

  《国际新闻界》1960年创刊,这方面的情况我了解不多,估计学院会有不少相关资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国际新闻界》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复刊。

  复刊后的《国际新闻界》(一直到我卸任前)总体来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由内部刊物发展成为公开出版的刊物;二是由公开出版的一般刊物发展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第一个阶段,我是以学生的身份把它作为辅助性读物学习,也在上面发表过翻译文章;第二个阶段,我是以教师的身份参与其中,成为了它的主编。

  其实不做《国际新闻界》主编以后,我就没有再提起过那段经历,自己也几乎淡忘了。直到4月30号,海龙主编派几个学生到北大找我做访谈,这才旧话重提。我问学生访谈需要多长时间,他们说一个小时,我当时心里想哪讲得了一个小时,顶多10分钟就没的说了!可是在他们的引导下,我记忆的闸门一点点开启,结果拉拉杂杂还真的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那天回忆起往事,我还是挺感动、挺激动的。

  闲线年开始做《国际新闻界》主编的,2005年卸任,一共做了十年;2002年调到北大以后,还接着做了3年。直到力丹老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他从2005年第五期开始接办。

  有人曾经想当然地问过我一个问题:《国际新闻界》在学界、业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你那么早就担任了它的主编,是不是很有成就感?我说我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接办之前的《国际新闻界》正处于停刊整顿状态。据当时人大新闻学院何梓华院长讲,杂志在内容和经营上都出了问题,被新闻出版署勒令停刊整顿,并要求他写检查,深刻认识。何老师写了一稿没有通过,找我协助他写。

  何老师紧接着又问我,可不可以担任主编?我感觉他当时很着急,甚至有点焦虑,估计之前他也找了其他老师,但是没人愿意接。我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是我的硕士生导师,自然对我有所期待。可是我从来没有办过杂志,95年又在职读博,所以一开始没有答应他。何老师说那你考虑考虑吧,但是他根本没有给我考虑的时间,直接宣布了。我觉得何老师当时的心态是:反正我就找你了,“我不让你下地狱我让谁下地狱”?他是院长,作为他的下属和学生,我只有“服从”安排。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他对我的信任,这份信任很重,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说,我的《国际新闻界》主编生涯是从协助何老师写检查开始的,丝毫没有“天将降大任”的那种神圣念头和成就感。

  记得刚刚接办杂志的时候我跟何老师说,我不懂经营,也没有其他本事,你要是让我办《国际新闻界》,我就只有把它办成学术刊物。对于我的想法何老师无条件答应,并且表示,找钱的事、经营的事由他负责,学院决不会对我的办刊思路有任何干预。至于复刊后的《国际新闻界》之所以定位于国际新闻领域的动态分析和国际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因为我本人是从事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的(后来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对这个领域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虽然最初没有什么成就感,但是一旦办起杂志来,使命感油然而生。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学院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就只有把它完成好。毕竟《国际新闻界》是人大新闻学院的一个品牌,应当与它在国内的学术地位相匹配,不能给它抹黑、丢脸。

  创建和维护一个品牌并不容易。对我来说,接办《国际新闻界》等于改弦更张,从头再来,甚至相当于重新办一个杂志。因为杂志定位改变了,也就没有了任何稿源,没有发行渠道了。最开始要自己去约稿,给人打个样,说明《国际新闻界》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记得当时我先从一些内部刊物上找线索,与作者取得联系,然后上门约稿。去新华社最多,新华社有过驻外经历的一些名记者我几乎都找过。像当时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刘江(后来是新华社副主编),曾经在索马里战场负过伤,他的经历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值得记录。我就去新华社找他约稿,他的战地记者经历也就首发在《国际新闻界》上。印象中还有一些类似的“首发”。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的一些知名教授(如刘洪潮教授等),我也登门拜访过。他们对《国际新闻界》的情况有所了解后,非常支持我,提供了一些高质量的文章。最开始稿子不够的时候,我自己亲自操刀,写了不少文章,印象中复刊后的第一期,我就以不同笔名写了三篇文章。

  最初一段时间,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是树立杂志形象,扩大它的社会影响。记得1995年院庆的时候,《国际新闻界》刚好出版复刊后的第一期。院庆在800人大礼堂举行,众多校友返校庆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就带领几位博士生在会场外面拉起了一个条幅,是我自己用排笔刷写的,大致是庆祝《国际新闻界》复刊,还拼了一个长条桌,放上音乐,介绍杂志带推销,让院友们看看《国际新闻界》的新面貌。结果收获很大,卖出去了一些杂志,也联系了到不少作者。

  《国际新闻界》改弦更张、有了新的定位以后,一些从事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和专业人员,包括一些海外作者,逐渐被吸引过来,从第三期起,就开始有投稿了。最初稿件质量参差不齐,我认为选题好、有新意、可采用的文章,就与作者反复沟通,提出修改建议。在此过程中,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逐渐形成。解决了稿源问题之后,我开始在办刊的规范性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三年半以后(1998年),《国际新闻界》成为新闻学核心期刊,2000年,《国际新闻界》开始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同年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上个月30号学生们来北大访谈的时候,让我说说当时编辑部的情况,我说了以后他们都有点吃惊。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杂志是我一个人在办。原因很简单:经济条件有限。虽然何老师一口答应找钱的事、经营的事由他负责,但他当时是新闻学院的院长,行政工作繁忙,几乎顾不上我。我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包括人手问题和经营方面的问题。

  分开来说。编务这一块,因为没有人手,我几乎练成了“十项全能”,自己约稿、改稿、排版、校对、付印、核红,除了没有印刷机给它印出来,整个编辑、出版流程我基本上都能胜任。

  因为经费有限,稿件录入找最便宜的地方;为了省钱,自己设计版面,好在我还有点儿美术功底;最初杂志封面都要用一幅获得国际摄影大奖的照片,有荷赛奖、普利策奖,这些照片都是从新华社的图片社买来的,后来图片逐渐涨价,也就不买了。

  《国际新闻界》当时是在清华东路的一家小印刷厂印刷,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厂里的人很好,价格也不高。厂长是一位女性,很敬业。印刷核红工作量大,耗时长,每次都很晚结束,她不但不催我,还陪着我一起加班,让我很感动。后来她从那个简陋的小厂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一家大型印刷企业的董事长,我们也成为了终生的朋友。

  发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何让杂志步入正轨,扩大它在社会上的影响,是颇费脑筋的。正常出版,就要进入邮发系统,为了不排队,就得找关系,结果把我二十多年没见面的在邮政系统工作的中学同学“挖地三尺”找出来,请她帮着办邮发,疏通关键环节。进入邮发系统后,《国际新闻界》走上了规范化的办刊道路,发行量稳定在每期2000-3000册。在这个过程中,杂志也由原来的季刊发展成为双月刊。

  接办《国际新闻界》的时候,我想都没想过自己会去拉广告。但是办刊需要经费,经费需要多渠道筹措,放下面子以后,也就无所不能了。刚开始拉到的广告很杂乱,米、面、油的什么都有,因为和《国际新闻界》高贵的气质不相符,只能放弃。后来有一些机器类的广告,虽然与杂志的气质也有落差,但是为了解决日常费用问题,还是采用了。

  最初几年我孤军奋战比较多,后来开始利用学院的人才资源,把一些在读的博士生吸纳进来,组成编辑部。他们一批走了,一批又补充进来,为《国际新闻界》做了很多工作,有的还为杂志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我从心里感谢他们。我希望大家知道他们的名字:李彬、张功臣、南子、杨保军、王朝晖、翁昌寿、王海。

  还有我们的编辑刘小燕。小燕是我向学院提出要求,从资料室调到《国际新闻界》的,同时我也鼓励她攻读博士学位,她后来报考了我的博士生,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在编辑业务和科研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刘小燕来到后,《国际新闻界》有了专职人员。我的时间充裕一些,就有余力考虑杂志的宏观发展问题了,《国际新闻界》在国际传播的研究、拓展方面,也有了一些专门的策划安排,比如每期设一个话题,集中约稿;如果发现研究者们对某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国际新闻界》也会搭平台,两方面约稿,给大家发言的机会,有争论也不怕。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话题,《国际新闻界》就讨论过不止一期。

  解决了最初的困难,有了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有了固定的发行渠道以后,杂志一点点好起来,在学界逐渐有了影响,也进入了核心期刊的行列。我从1999年开始招收国际传播方向的博士生,专业上与国务院新闻办有了比较多的对接,包括参加研讨会、承接课题、受委托主持国际传播论坛等等,后来国务院新闻办国际局把《国际新闻界》作为局里工作人员的参考读物,每期都要,还会向媒体推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际新闻界》的社会影响。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我个人视野上的局限性,《国际新闻界》与学界的期许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的努力还是得到了认可。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前段时间搬家,我找到了甘惜分先生2001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今天也带来了。

  你接到这封信,一定很感突然,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只是整理旧书,翻出大批《国际新闻界》。我感觉当前国内新闻刊物中由于种种原因,大多质量很差,只有你主编的这一家,因与国内无涉,或翻译、或论述,都颇有特色,在同类刊物中独具一格,我为此很为你高兴。在你之前,这刊物走过一段弯路,相比之下,你是大有作为的,想为你唱支赞歌。我们见面机会很少了,借此聊表微意,你来日方长,要放开手脚大干。

  在我之后,在力丹老师和海龙的主编下,《国际新闻界》越办越好,越来越规范,影响越来越大。作为它曾经的一员,我感到很高兴,很欣慰,与有荣焉。在《国际新闻界》创刊60周年之际,衷心祝贺它所取得的成绩,祝愿它的明天更美好!谢谢。

标签: #国际新闻界

  • 评论列表

留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