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吃瓜到MeToo：一部当代女性主义史。

aaron 2024年06月25日 12:36 15 0

　　◼️ 毫无疑问，当女性不再沉默，当性别议题开始日益被关注，社会问题中的女性主义也就日益被凸显，曾经的性别议题被遮蔽在了权力、娱乐、情感、戏谑之中，无论是职场桃色新闻还是娱乐圈见怪不怪的绯闻八卦中都女性的想法和意识处于隐形的状态——八卦事件中女性当事人被泄露的隐私、被扣上的帽子、被揣测的动机，都不如事件本身的刺激性与八卦性来的重要。

　　◼️ “可用的历史”（usable history）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思考与对话框架，它揭露了过去那些困境与运动形成过程，也有助于理清女性主义当下的核心议题与策略。就像在最初，女权思想与运动最早被用来重新分配家务劳动和改变抚养孩子的方法；再后来女性主义有被认为是创造性的、能创造出新的音乐、艺术与文学形式；而后，女性主义又开始成为一种法律制度甚至是社会期待的新运行轨迹——回顾不同阶段的女性主义历程便可以直白的意识到，性别议题始终与社会议题紧密交织和捆绑在一起：过去的争取劳动权和今天反对性骚扰一样重要，鲜明的时代烙印被篆刻在了女性主义的历史刻度上，又在一次又一次关于性别的讨论和运动中被宣扬、被传播、被理解。

　　◼️ 再直白一点吧，从美国女明星艾丽莎·米兰诺针对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指控诞生了社交媒体#MeToo的标签，到2017年《》“打破沉默的人”；从早几年的朱军性骚扰、吴亦凡的性侵到今年的史航性骚扰、张继科贩卖景甜隐私视频和今天的蔡徐坤疑似存在多孩子等爆料，这些关于娱乐圈的事件在过去掀起的无非是又一次的集体吃瓜，人们咀嚼着桃色新闻，聊着男性的风流和八卦；但女性主义和metoo运动则扯开了娱乐和八卦的遮羞布，指向了这类八卦新闻背后，男性在权力空间中的肆无忌惮，与女性在性别弱势中的困境——审视性侵、性骚扰和八卦的时候，不要只凝视和调侃做错的男性，还要看到被伤害的女性，更要深究无数次发生的伤害背后存在的权力与结构问题。

　　如果说女性主义的三次浪潮中，我们拥有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第二性》、《妇女与性别》乃至我们都很熟悉的上野千鹤子老师及其《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拥有过以波伏娃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女性运动、强调女性解放应该是社会运动而非个人反抗的批判主义女性运动；和试图让女性的家务劳动进入社会劳资分配体系以此重塑女性的社会价值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女性运动；以及强调必须去重视不同个体、群体和主体立场间的异质性，不再用框架去束缚女性，也不再过度的强调男女的生理绝对平等，而应该接纳不同的意识，允许差异的存在，丰富多元的视角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一系列关于女性主义的作品、运动与探索——并且认为这三场运动构成了女性主义一百多年漫长的奠基与发展的话，那么今天社交媒体上的#metoo运动，或许也会在未来的历史中被认定为是一场新的、具有集体性与对抗性的女性主义新运动。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段与友人探讨史航性骚扰和其引发的小规模metoo运动时的对话，她询问我：为什么被史航性骚扰的一些女性不在最开始就站出来，而是在有人开始指控史航之后才陆续站了出后跟风指责？没错，她用了「跟风」这个词，因为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要不就当「出头鸟」，如果跟在出头鸟后面做所谓的「墙头草」，那就一定是趋利而动，有利可图。

　　当时我想到的回答很简单，其实就是「害怕、恐惧」，女性在指责男性性骚扰时，既害怕存在可能的羞辱，又担心性骚扰对象本身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可能会对自己的社会性生存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毕竟性骚扰这一行为发生的空间与场景中，就写满了来自权力、金钱与地位的压制，因为压制，所以不在乎，因为不在乎，所以随意的骚扰。

　　在这个意义上，#Metoo运动实际上并不能简单的作为一场「女性主义运动」来被认识，因为更准确地说，metoo的实质是一场反性骚扰运动。而性骚扰也不仅仅是男性骚扰女性，反过来男性对男性、女性对男性亦有可能——所以在性骚扰的定义中，被史航性骚扰的小默在小作文中写过一句可为其定性的话：“性骚扰，自始至终，就不是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同时，在台湾目前正在发生的大规模metoo运动中，一位骚扰者的上司也在对社会的公开道歉信中使用了这样的表达：“这些伤害，是以这一职务建构起的权力空间为基础发生的，并且一而再再二三发生。”

　　某种意义上，正是骚扰者依仗的「权力」和被骚扰者的「害怕」构成了「metoo（我也是）」的内核：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抵抗强大的权力的，因此需要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metoo汇聚成更强大的声音和更强大的力量，需要曾经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不得以屈服于「权力」的个人大声喊着「我也是」，才能撼动在空间中嚣张的权力。

　　现在我想我可以更好的回答友人的问题：因为害怕，而害怕对象是「权力」，且是对我们的工作、生活、生存会产生实际影响的「权力」，是一个人无法对抗和撼动的权力，正是因为对权力的害怕，所以才会选择在有了第一个发声的人之后，成为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持者。

　　于此同时，一个更为重要的答案随之浮现了出来：metoo作为一场反性骚扰运动之所以会被打上了女性主义的烙印，虽然和性骚扰行为中男性骚扰女性这一基本情况占据的比例较大有关，但同时也和女性主义争取权力与对抗权力这一基本立足点有关。

　　过去的每一次女性主义浪潮，都是在为女性争取社会地位、争取劳动权利、争取自我与自由，与此同时三次浪潮所对抗的，也是一整个由男性所主导的男权社会。但也正是这番对男权的质疑和反抗，对自我权力的争取导致了一些在平权中的极端情况：无论是谎称性骚扰，还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利而过度敏感，亦或者是将平权上升到到了对立的层面——这些当代女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实质都是没有理清女性主义真正的对立面是谁，真正需要捍卫的又是什么。

　　metoo运动的大规模实践则提示了这种可能性：权力——女性主义的真正对立面是「强大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掌握在男性手中还是其他社会群体手中，女性主义真正需要捍卫的是「平等」，因为只要存在「强权」一天，那「平等」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社会的秩序本身就不是用男性和女性的性别逻辑来进行划分的，而是以「拥有权力」和「没有权力」来划分的：因为女性大多数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情景中是没有权力的个体，因为在男权社会延续的社会分配体制和生产体制下男性多为拥有权力的个体，因此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看似表现为了性别不平等，但实际上真正的不平等始终与「权力」有关。

　　所以女性主义运动和性骚扰与metoo一样，对抗的从来都不是具体的性别或者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权力（这时候女性主义就不再会被扣上引发性别对立的帽子，也更不会狭窄地停留在抗争男性这一简单的议题之中，而因为对抗权力争取平权这一基本假设，而更富人文主义精神）——只不过是因为固有的男权社会长久以来的发展，让强权多以男权的形式被具体的表达了出来罢了。

　　近期台湾大规模的metoo运动并未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引起过多的波澜，这样的风平浪静被一位微博博主一针见血的指了出来：如果我们也能被台湾的metoo所影响，也许整个女性主义都要向前迈进一大步——因此我想我们还是需要书写一下这场大规模的metoo运动，知晓永远是第一步。另一方面，今天蔡徐坤的绯闻给我了一点有趣的思考：近些年性别议题、女性议题和男明星塌房事件之多，应当已经给了个体无数的范本和勇气，为什么#metoo这件事依然需要一个契机，或者需要第一个站出来的受害者，才能带来其后附和的声音呢？

　　换句话说，这种「一个人站出来，其他人才敢站出来」「有人站出来了别人却不再关注她或者质疑她」的固有趋势虽然在我们刚刚上述提及的社会场景中获得了广泛肯定，被赞扬为是「对权力的对抗」，但实际上，metoo运动内含的目标之一就是纠正metoo——不应该需要别人站出来我们才敢站出来，而应该任何时候都站出来。

　　所以在这个逻辑上，metoo运动背后存在的质疑和困境也随之而来：有的人认为任何意义上的反抗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即使是互联网空间中借着虚拟网络赋予的数字化身进行的反击，都比什么都不做随波逐流来的好；但也有一些评论家们嘲讽metoo只不过是“推特/社交媒体女权主义”，不过是自恋且沉迷网络的千禧一代想要的一种关于性骚扰的清算和关于自我的强调罢了。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来自两个阵营的争论揭开了一个更深刻的智识分野——女权主义内部关于女性之所为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认知：第一种是个人主义的，认为女性主义应该服务于个体的最大限度幸福与存在。另一种路径是更加开放的、社群的、理想主义的路径，强调女性集体的价值与平权——而这种分野，如果进一步深究下去，其实是存在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自20世纪中期妇女运动复兴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女权主义群体。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个体责任、个体自由和心理调适为女性提供了有意义的途径，以摆脱父权社会的痛苦，并与男性平等相处。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则认为，相比于赋权和自我实现，注劳动分工、生活条件和薪资差异更重要。她们认为，所谓的“女人的事情”——从拖地到包扎伤口，再到母乳喂养，做饭，婚姻内为丈夫提供性，洗衣和照顾老人——不仅应该被看作是工作，而且是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制度的基本要素。

　　于是我们会发现，metoo运动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女性主义的重要框架——对抗权力从而追求平权，更揭示女性主义在实现其目标框架时的两种不同路径和路径中的分野：

　　某种意义上，metoo运动构成了一扇当代女性主义的观察窗口：每一次运动的号召与结果都是女性主义的一次社会实验，每一次运动中存在的分歧和对抗，也都解释了阻力的存在与理论个体系的不完善。同时也正是这些观点的冲撞反证了metoo运动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一来其揭示了男权社会培养出的一整套感知和价值系统的痼疾如此之深，它有待文明的更新；另一方面，每一次的运动与实验都在表明着女性主义不仅是一种纸面上的理论，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持续深远的运动，它具有无限的成长性，也必须发展出自我纠错的能力。

　　可以非常确定地说，从2017年的第一次metoo运动至今，这场波及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持续性运动已经带来了社会氛围的急速变化——就像我不止一次在推送里写过：“很多人开始醒了”，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应该拥有的和不应该面对的，这些思想与意识的快速觉醒所带来的是理论体系的缺失，光靠一本《第二性》或者上野千鹤子老师，根本不足以面对日趋变化的社会性别议题——因此后续的每一场metoo，实际上都是性别研究者、女性主义者的的实践土壤，每一次metoo都会立刻转化为行动的拐杖，去帮助这场伟大的实践自我调适，自我校正，自我更新。

　　现在可以点题了——为什么说metoo运动是一部当代女性主义史：它以具体的社会实践指引了女性主义理论体系的更新，提供了框架又体现了矛盾，又用理论体系不断地给予人们以确定感和方向感。

　　从谈论八卦到八卦背后出现了metoo的声音，六年的时间人们的认知与思考方式，的确被点滴的、确定的影响和改变了。